郭佩宜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李政政
夏威夷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Sra Manpo Ciwidian
夏威夷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摘要

本文以「合作交流」與「社會連結」這兩組觀念為主軸，探討臺灣在大洋洲合作援助計畫的新契機─在定位合作援助計畫時，從「援助」朝向「合作」的精神，促進交流互惠；在思考及執行合作援助計畫時，能貼近島國文化脈絡中將社會關係擺在中心，建立臺灣與島國/ 人民的社會連結。隨著發展與援助的典範移轉，近年島國集體的外交策略強調主體性，而大洋洲重要的社會文化特質，也影響他們對合作援助計畫的期待。我們以農業以及教育計畫為例，從島民觀點來說明臺灣原有的計畫如何能在規劃與執行時更強化「合作交流」與「社會連結」的面向。最後則提出臺灣原住民的文化概念與大洋洲的親近性，增加原住民在各式合作援助計畫中的參與，是具有發展潛力、可以嘗試的方向。

關鍵詞：大洋洲、合作援助計畫、社會關係、原住民

一、前言

「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中，如果有一家沒有男人可以去捕魚，鄰居捕到魚，會分享給這家。這就是『好鄰居』（good neighbor）的概念，是我們社群的生活方式。」在 2021 年的一次訪談中，我們請教吐瓦魯駐臺大使涂莉梅（Limasene Teatu），近來該國外交部與相關部會曾在媒體上直播討論他們的外交政策與文化的關係，提及一些在地詞彙如 aava（尊敬 / 尊重）、alofa（愛）、kaitas（i   分享、共同、連結）等，反映吐瓦魯島民的文化價值觀（Kitara 2020），請她進一步闡述時，她舉了這個十分日常生活的例子。大使進一步說，這樣的精神與原則，在面對氣候變遷這種全球性的挑戰時也非常適用。「雖然大家都有各自不同狀況和考量⋯⋯大家也都要考量自己的『鄰居』，才能一起走下去。這樣的概念深植在我們國家的外交政策中。」

無論是關於發展計畫、國際交流、或面對COVID-19 的疫情衝擊（如 Movono & Scheyvens 2022），我們經常可在大洋洲聽到類似的敘事，在地文化中的重要文化價值─尤其是對社會連結的重視，彼此互助、分享互惠，都是大洋洲人民與國家強調的做事方式。社會關係是大洋洲島民的核心關懷，無論是國與國、或人民之間（people-to-people）的外交活動、合作援助計畫的在地執行、到經濟活動的日常現場，島民經常從社會連結來理解與行動。這樣的概念除了在外交場域的修辭與展演中越來越重要，在重視行動的大洋洲文化中（郭佩宜 2017a、2014），也是島民用來檢視、評價對方的重要原則。

此外，大洋洲近年的外交發展越來越重視島國主體性，在地緣政治的新競逐中，也巧妙運用在地文化概念與區域集體的力量，取得外交成果，擘劃「藍色太平洋」（Blue Pacific）的發展藍圖（Fry & Tarte 2015）。臺灣在大洋洲的合作援助計畫需要深刻理解並順應此潮流，才能建立穩固的關係而互蒙其利。

本文擬以「合作交流」與「社會連結」這兩組觀念為主軸，探討臺灣在大洋洲合作援助計畫的新契機─在定位合作援助計畫時，從「援助」更朝向「合作」的精神，促進交流互惠； 在思考及執行合作援助計畫時，能貼近島國文化脈絡中將社會關係擺在中心，建立臺灣與島國／人民的社會連結。我們主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獻研究、人類學田野觀察、正式與非正式訪談等，尤其是大洋洲研究近年常用的「故事敘述」（storytelling）。[1] 文章將先敘述大洋洲合作援助計畫的概況，包括近年地緣政治的新發展，以及臺灣扮演的角色。之後則說明發展與援助的典範移轉，提出近年島國集體的外交策略，以及大洋洲重要的社會文化特質，如何影響他們對合作援助計畫的期待。我們將以農業以及教育計畫為例，從島民觀點來說明臺灣原有的計畫已有一定成果，未來若能更強化「合作交流」與「社會連結」的面向，將更周延並貼近當地需求。最後則提出由於臺灣原住民的文化概念與大洋洲的親近性，增加原住民在各式合作援助計畫中的參與，是具有發展潛力、可以嘗試的方向。

二、大洋洲合作援助計畫概況

大洋洲是世界上仰賴援助最高的區域之一：人均來看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最高，而 ODA 在預算占比最高的全球前 25 名國家中，大洋洲佔了 10 名（Dornan & Pryke 2017: 386, Dayant 2019）。各國在大洋洲地區投入超過 20 億美元的援助，相當於該地區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 GDP）的 7% 左右。如果以總量來看，美拉尼西亞（Melanesia）佔了大洋洲援助最高比例，但若以人均（per capita）來看則反之，人口少的小島國是援助最高者（Overton et al. 2012）。這樣的結構引發許多討論，包括是否過度依賴援助（Knapman 1986, Feeny & McGillivray 2008）、大洋洲的 MIRAB 經濟模式 [2]（Bertram & Watters 1985, Bertram 1999, Bertram 2006, Fraenkel 2006）、援助的不穩定與難預測等變動性對經濟的傷害（Clarke et al. 2008）等。綜合分析，雖然 21 世紀大洋洲地區的整體援助金額上升，但成效差異很大，除個別國家治理的良善與否（如課責性、清廉、法治、效率等）之外，援助的不穩定性與可預測性是重要問題，橫向協調（coordination）、避免破碎化（fragmentation）等面向也可再改進（Gani 2009, Dornan & Pryke 2017, Wood & Nicholls 2021）。

以大洋洲援助金額排名來看，[3] 澳洲排名第一，中國第二，之後依序為美國、日本、紐西蘭、臺灣。中國自從 2006 以後，已成為大洋洲地區中主要的援助國，通過援助計畫以換取政治影響力（Pryke 2018）。西方國家的援助目標在於「發展經濟並提高良善治理（Good Governance）」，這些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國家對援助設有諸多條件，例如滿足民主、透明度和人權標準；相對而言，中國則無此限制。一些太平洋島國領導人認為，中國的援助比西方援助者更容易取得也更容易使用，將中國視為「另一種可能」（The China Alternative）（如 Wesley-Smith 2007, Wesley- Smith 2013, Smith & Wesley-Smith 2021, Iati 2016, Fry & Tarte 2015, Aqorau 2021, Kabutaulaka 2021）。如太平洋島國論壇（Pacific Islands Forum, PIF）前任秘書長泰勒女士（Dame Meg Taylor）所言，中國加入此區域的行動會帶來「正面的發展」（Taylor 2015）。但是，中國的外援不是沒有條件的，美國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發表題為《美國的太平洋島國盟友：自由聯合國家與中國影響》（America's Pacific Island Allies: The Freely Associated States and Chinese Influence）的報告書中指出，要獲得中國進出口銀行提供的優惠貸款，承包商必須是中國公司，並且項目材料的 50% 必須來自中國。西方國家與中國在援助方式有所不同，中國援助以提供低利貸款或「優惠」貸款（concessional loan）為主，主要透過國營企業或相關公司，投入大型基礎建設計畫，加入一帶一路，導致受援助國的債務提高；另一方面，西方援助者與臺灣通常提供不需償還的捐助（grant）。

不少學者以及媒體報導都指出，中國正透過援助的方式威脅、挑戰美國、澳洲和紐西蘭在大洋洲的領導地位，以及其所創立的區域秩序（如 Brady, A. & Henderson, J. 2010），[4] 而後者近年也積極回應。例如美國 2020 年國務院公布「2020 太平洋承諾」（2020 Pacific Pledge），承諾提供金額 2 億美元的援助。美國認為太平洋島國是重要的「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Open and Free Indo-Pacific）夥伴，其戰略政策著重「經濟、海上安全與良好治理」三大面向，[5] 此外也更積極與密克羅尼西亞區域國家商議《自由聯合協定》（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 COFA）的續約。澳洲 2018 年推出「太平洋升級」（Pacific Step-Up）的 5 億美元的捐款、15 億美元的非優惠貸款（non-concessional lending），澳洲出口融資公司（Export Finance Australia）提供額外的 10 億美元可贖回資本（callable capital），以「促進太平洋經濟繁榮、確保太平洋安全、以及建立個人、歷史與文化的連結」（Earl 2021）。另外，紐西蘭在 2018 年也推出「太平洋重啟」（Pacific Reset）的政策，尤其著重回應大洋洲國家關切氣候變遷議題。大洋洲學者認為西方國家近期推出這些系列的援助計畫，意旨在「抗衡中國」（如 Kabutaulaka 2019）。

臺灣對大洋洲的援助由政府執行，以外交部、國合會為主，有時搭配原民會、文化部等跨部合作，人員除公務體系外也包括外交替代役、海外服務工作團等方式招募，或與幾家醫院、醫學院搭配，但與公民社會或非政府組織的合作較少，其中一個管道是「臺灣海外援助發展聯盟」。臺灣政府在大洋洲主要援助對象為邦交國（馬紹爾群島、帛琉、諾魯、吐瓦魯，2019 年之前還包括索羅門群島、吉里巴斯），以及設有辦事處的斐濟與巴布亞紐幾內亞。此外也有區域性的計畫，臺灣向太平洋島國論壇秘書處提供區域發展援助資金。[6] 臺灣在大洋洲的援助主要集中在農牧漁業、公衛醫療、教育等，為長期、延續型計畫，此外亦有較短期的資訊通訊、再生能源、技能訓練、災後重建、中小型基礎建設等計畫。COVID-19 期間，臺灣以「Taiwan Can Help」的口號，向「理念相近」國家捐贈數百萬個口罩與醫用品，在大洋洲地區，臺灣向馬紹爾、吐瓦魯、諾魯、帛琉捐贈醫療儀器、體溫計、醫用口罩，並分享臺灣防疫經驗（Tseng et al 2020）。

臺灣的學者如林正義（Lin 2010）、賴怡忠（2007）、林廷輝（2010）、蔡榮峰（2019）等探討臺灣大洋洲援助時，主要以「競逐」和「鞏固」為主軸─臺灣將太平洋島國視為戰略夥伴，將中國則視為威脅。臺灣援助是抗衡中國的手段之一。例如賴怡忠指出，臺灣應結合美國、日本經營南太平洋地區，定期與相關智庫、政府舉辦戰略對話、分享訊息。林廷輝則指出中國推行外交實則遇到許多「困境」，如：取得軍事據點不容易，中國積極滲入當地華人社團，島民對華人產生厭惡感、民主陣營對中國信任感低。另外，蔡榮峰認為臺灣與中國在外交競爭是兩種理念的選擇：臺灣是以人為本的「價值外交」，而中國則為透過「一帶一路」以及援助計畫的「金錢外交」。他強調臺灣需要與理念相同的國家、智庫、公民團體合作，以多個支點的方式，創造多邊合作的機會。

西方學者分析臺灣援助、外交、以及大洋洲事務的參與，同樣以「競逐」為主要框架。Nguyen and Pryke（2018）指出：「臺灣和中國在太平洋的援助，讓緊張局勢正在上升」，其分析說明，從整體數字來看，中國對大洋洲地區的援助金額遠遠超越臺灣。自 2011 年以來，中國已向大洋洲地區提供了 12.6 億美元的援助，其計畫規模是臺灣的 9 倍，但 Nguyen and Pryke 認為，「相比之下，臺灣援助金為 2.24 億美元，面對懸殊的比例，中國輕易影響大洋洲的外交局勢」。然而，按人均計算時，由於中國的友邦國家人口基數較大，臺灣的每人平均援助金額（237 美元）是中國（108 美元）的兩倍。Denny Roy （2013）則說明臺灣在純粹的經濟援助上「沒有希望與中國相提並論」，因此臺灣強調建立人與人的網絡（people-to-people relations）的計畫，而並非像中國投資大型的開發建設與資源開採。另外，中國背景的學者Zheng（2020）則指出爭取外交承認，是推動中國與臺灣在大洋洲地區援助的主要動力，援助被雙方作為爭取政治支持的「工具」，在可預見的未來，Zheng 斷言「中國與臺灣的外交拉鋸戰在大洋洲地區將愈演愈烈」。

在邦交與影響力競逐的框架下，臺灣與中國在大洋洲的援助經常被西方學者批評為「金錢外交」，是造成區域不穩定的因子，加速島嶼國家的「腐敗、貪污」，讓其政治環境變得更「複雜與暴力」（如 Dobell 2007, Henderson & Reilly 2013）。有鑑於此，2009 年，臺灣發布了第一份對外援助白皮書，重點在提高援助的透明度和問責制度，在 2010 年 6 月公布施行《國際合作發展法》，使援助工作依法可循，並避免金錢外交的標籤。賴怡忠認為「國際援助計畫方式的好處，是這些計畫從撥款到執行，都會受到立法院監督。國際援助計畫本身的透明性不僅有助於監察與稽核，能協助防杜弊端，其執行過程的考核，更可供後任作為是否繼續提供協助的重要參考」。[7] 國合會的成立邁向透明、專業、制度化，援外的法治化，接軌國際潮流（祝康偉 2020）。這些作法一定程度受到國際肯定，批評臺灣金錢外交的聲音減少許多，但仍有部分質疑。[8]

臺灣在中國施壓下，外交面臨的挑戰相當嚴峻。本文希望在前述地緣政治脈絡下，不是從大國競逐框架、而是著重大洋洲的島民觀點出發，來思考如何能對臺灣的合作援助計畫提出具有建設性的參考。

三、發展與援助的典範轉移：島嶼觀點

過去半世紀的發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反映了社會科學的典範改變。早期的發展研究著重實證分析，重視經濟成長與現代化，此時也有許多發展機構、國際組織設立，目標在協助南半球或第三世界國家邁向現代化。1960 年代興起的依賴研究，批判理論等對發展計畫的成效展開系列討論，也朝向行動取向、以及政策研究。近年受到反思思潮（reflexive thoughts）影響，許多學者從後現代、後殖民批判觀點，批判現代化的單線演化想像，認為現代化研究並非價值中立（value free），而是帶有特定的知識階序以及政經權力結構。這帶來了典範轉移，從援助者/ 受援助者對應主動/ 被動、先進/ 落後的權力關係結構，轉而強調在地行動者的能動性，以及過程中的協商、轉譯與合作（如 Gardner & Leweis 1996, Scheyvens & Storey 2003,Edelman & Haugerud 2005, Crewe & Axelby 2013）。

這些學術思潮反映在國際合作援助計畫的轉向，最常被提及的就是 2005 年的《巴黎援助成效宣言》（Paris Declaration on Aid Effectiveness），涉及了援助模式的重要改變，尤其是發展策略的主導者從援助國轉為受援助國、尊重受援助國的優先選項等。國際援助轉向強調受援助國的主體性，包括政策主導、行政程序、過程和諧性等，這樣的趨勢在大洋洲國家也不例外（Dornan & Pryke 2017, Overton et al. 2012）。Overton et al （2012）等學者研究指出，此種援助模式的改變對大洋洲的影響有個重要面向：援助並非只是援助國與被援助國之間的一對一關係，在許多計畫中，當地人的能動性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雖然新的典範強調島國的主體性，但 Murray & Overton（2011）也指出援助計畫為求效能而有的一些行政措施（如報告、規劃、諮詢、基金管理等）、以及符合全球規範的條件，反而降低了小島國的主權，他們稱為「反向主權效應」（inverse sovereignty effect）。

從這樣的發展脈絡來看，有助於理解前小節提及的，有些大洋洲國家對 OECD 的援助多所抱怨、認為限制過多，從而受到中國援助的吸引。有些打交道的國家是過去的殖民者（如美、澳、紐、歐），有時干預性的作為（例如制定援助計畫的指引及規範等）、或者某些政治人物或官員的評論，讓島國有新殖民主義的疑慮；而中國經常在口頭上強調是同為發展國家、「南方對南方」（South-South）的平等夥伴關係，且宣稱採取「不干預（內政）」政策，與前述國家形成對比。即便面對美澳等國不斷警告債務風險、以及中國威權主義擴張的野心，不少島國學者以及政治人物主張選擇中國援助是主權的展現，透過新的夥伴關係能得到更多的外援（如Powles 2015）。而近期地緣政治的競逐加深，也讓島國們一方面希望不要捲入大國對立之間，但同時也把握機會歡迎諸國提供更多的資源。實際上，中國在大洋洲的許多作為很難稱得上「不干預」，最重要的是在外交領域上以「一個中國」原則要求邦交國與臺灣保持距離，包括降級、更名臺灣駐巴紐及斐濟代表處，在太平洋內政與外交的混合地帶的干預也時有報導，例如曾在 2019 年「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於巴紐舉辦時強闖該國辦公室、在臺灣於斐濟的飯店舉辦國慶活動時打傷我國駐外人員等。當島國強調主權、主張與中國交好為其主權展現、外交自主時，卻也受到中國對其外交的限制，顯然有所矛盾； 然而主權論述近期在大洋洲越形重要，紐西蘭現任工黨政府即謹慎以對，而澳洲在近期政黨輪替後，也積極強調尊重島國主權，試圖修正先前官員的多次失言。

此外，大洋洲國家近年也因應氣候變遷的挑戰，更積極在國際舞台發聲，參與國際協商（如 Goulding 2015, Carter 2015, 趙恭岳，2021），島國在新的外交機會中比過去更強調區域作為一個整體、團結力量大的重要性，強化區域組織（如 Pacific Islands Forum 的重要性提高）與功能，並提出區域願景─受大洋洲思想家浩鷗法（Hau’ofa 1994）的「群島之洋」（Our Sea of Islands）啟發，以永續、大洋的連結為核心建構「Blue Pacific」藍圖（Fry & Tarte 2015）。

同時，承襲二戰後獨立浪潮期曾發展出的、具有區域文化特色的「the Pacific Way」，運用一些重要的文化概念，如強調尊重個別敘述與共識的會議（Talanoa）、以及受原住民外交啟發的大洋洲外交（Oceanic diplomacy）（Carter et al. 2021）來論述、實踐彼此的關係。例如本文一開始提及吐瓦魯外交政策運用一些在地概念如 aava（尊敬 / 尊重）、alofa（愛）、kaitasi（分享、共同、連結）等詞彙（Kitara 2020）。吐瓦魯的這三個詞彙彼此關連，能幫助我們理解當代大洋洲外交文化的思維─每個文化的概念與詞彙有些差異，難以在此一一詳述，不得不暫且一概而論，然而期間的確有許多區域內共通性的原則與價值觀，值得我們作為外交論述的參考。

例如「尊敬／尊重」的概念可謂前述的主權、主體性訴求的文化根基，包括承認另一方的對等性，面對不同文化／想法／作法，尊重對方，同等地也期待對方報以同樣的尊重。本文作者之一（郭佩宜）在索羅門群島做研究時即經常看到跨族通婚的兩個家庭協商婚禮儀式時，十分強調尊重對方習俗─而尊重是雙向的，尊重的目的是為了互惠（reciprocate），透過相互的善意，以行動表達建立與維繫關係的誠意。

alofa/aloha 則是玻里尼西亞的核心概念，指的是（相互的）愛，透過分享、互助來表達（Feinberg 2002）。親友之間有 alofa/aloha 的義務，如同本文一開始引述吐瓦魯大使所言，人們會照顧自己的鄰居；馬紹爾大使也提到他們分享、照顧彼此的文化非常強，「在馬紹爾你不會看到無家可歸的人」，人們或許不富有，但至少都有地方可以睡覺、有地方可以吃飯。研究吐瓦魯文化外交的學者 Marinaccio（2019）指出，alofa 是吐瓦魯及相關國家餽贈（gift-giving） 時的原則，期待禮物是有來有往的互惠，在對方未來有需求時能提供協助，表達 alofa。這十分符合人類學的經典研究《禮物》（Mauss 1925）的描述，受贈者覺得有道德義務要回禮。不同族群有不同的回禮期待，有些是競爭性的，有些則在能力範圍內表達誠意即可。

這樣的分享與有來有往的禮物關係，互惠回禮，其實也顯現在與外援團體的交流上。例如在 2009 年莫拉克風災後，友邦吐瓦魯捐出其 GDP 約 1% 的金額援助臺灣，而臺灣也在吐瓦魯2015 年遭受帕姆（Pam）颱風襲擊後迅速伸出援手。此外，也曾有索羅門群島 Isabel 的地方領袖，代表社群在莫拉克風災後到臺灣技術團捐款，即是展現互相扶持的友誼，而在該國與臺灣斷交後，民間許多人都仍不忘幾十年的交情而支持臺灣。友邦在國際場合發言支持臺灣，當然也是alofa 的展現，然而禮物關係很重要的是物的交換以及儀式，也因此前述事件更具重量。因此，臺灣在大洋洲推動合作援助計畫，如能更強化「雙向合作」而非「單向援助」的性質，創造更多一來一往、量力而為的互惠，也凸顯這樣的互相性與彼此的主體性，則更能貼近大洋洲的文化概念，符合大洋洲人民的期待，彼此的關係也能更穩固。

另一個重點則是「社會連結」。浩鷗法提出的「群島之洋」也強調島嶼之間的連結，更進一步說，是島民之間、島民與更大社會的連結─這是超越個人中心的網絡連結，包括與祖靈、神祇、土地、海洋、親戚、朋友等。這樣的價值概念強調祖靈和其他人對個人的幫助和栽培，因此財富需適度分享，擁有權力的上位者要抱持正向情感、照顧的心，這也是為何在大洋洲社會，分享、禮物、儀式都是社會生活的核心，有時與強調效率、利潤與資本積累的模式大相逕庭（郭佩宜 2008，2019）。這樣的社會文化價值觀，在合作援助計畫中需要嚴肅理解並納入規劃與執行的重要環節。

由於社會網絡的重要性，一個人的收入有助於家庭、家族以至於社區的生活改善，而非只是個人獲利。Overton et al.（2012）提醒我們，即使大洋洲高度仰賴援助，援助也只是其流入資源的一部分而已──反而我們要擴大對「援助」的定義與想像，包括一些提供移工機會、讓其收入能匯款（remittance）返鄉，都應是援助計畫的一環。我們訪問幾位駐臺大使時，即獲知他們非常希望與臺灣的合作計畫能增加就業機會，包括到臺灣的海運公司船上任職等。澳洲上個月換工黨執政後，新政府很快宣布了新的移民名額、以及對季節性移工更開放的政策，立刻受到周邊大洋洲國家的高度歡迎，可見一斑。一個學生的獎學金，也不只是培植一個年輕人，而是其家庭未來的希望，透過獎學金建立的社會關係，是更為廣泛的；同時因為斷交而中斷獎助，造成的影響也是深遠的。我們訪談時經常聽到的敘事是感謝臺灣對留學生的照顧─這也是 alofa 的精神，如前面兩位大使曾提及的對鄰人親友的日常照顧，形成彼此的長久連結。當索羅門群島忽然轉與中國建交時，臺灣宣布留學獎金並未立即終止而是提供至學期結束，當時許多學生家長的焦慮暫時紓緩了，紛紛在社群媒體、以及在傳播媒體受訪時表達非常感謝臺灣仍繼續照顧他們的孩子，臺灣是真朋友，他們對政府的決定有違社會道德原則感到很抱歉。可惜臺灣的獎學金無法提供至學業結束，學期結束後被迫返國的學生尚未取得學業，無法順利就業，即影響家庭的發展，部分學生被轉介去中國留學，也中斷了臺灣原本透過教育援助計畫建立的社會連結網（關於教育的討論，詳見之後小節）。臺灣在國際合作的規劃時如能將這些社會性質納入考量，相信能精進成效，也有助於建立更長遠的穩固關係。

旅居大洋洲的臺灣排灣族企業家施雄偉的經驗，頗能說明上述社會文化特質的重要性。他在 1991 年舉家移民至斐濟，並在多年不懈的努力與堅持下，成功在大洋洲地區建立起美髮事業版圖。除此之外，施雄偉亦在斐濟開辦美髮培訓學校，教導斐濟和太平洋島民美髮技能，並協助學生返鄉開業。在與大洋洲島民互動的過程中，施雄偉察覺到斐濟在地文化、慣習和語言與同樣具有階級社會制度的排灣族頗有相似之處，於是他將自小從耆老所學習到的排灣族頭目和貴族治理部落／家屋的制度和價值觀與企業經營管理結合，在斐濟創立「排灣家族集團」（Paiwan Family），視員工為家族成員而非僅是受雇者，並且視其需求調整工作職務或給予生活實質上的援助。例如學員從偏遠地方前來，住在一起，大家受到照顧，也願意在緊急趕工時自願幫忙。此模式除獲得員工的認同之外，也幫助他更快地融入當地社會及建立良好的人際與政商關係。因此，在斐濟商界佔有一席之地的施雄偉也時常扮演臺灣駐斐濟代表處與當地政府部門和地方重要人士之溝通橋樑。尤其在 2008 年首位原住民駐外使節尤哈尼．伊斯卡卡夫（Yohani Isqaqavut）擔任臺灣駐斐濟代表期間，施雄偉也帶領尤哈尼拜訪斐濟重要的政商人物，他提及斐濟的官員喜歡與臺灣原住民往來，大家可以一起唱歌、開玩笑，有助於在友誼的基礎上商討合作。

如同賴怡忠（2007）曾呼籲，臺灣對南太平洋的政略不應過度強調「防中」，而是要思考創造雙邊價值，成為夥伴關係。本節從大洋洲社會文化以及近期外交趨勢發展，指出我們需要聆聽島國的聲音、尊重其主體性與社會文化性，創造合作關係，從過程中更深入、細緻地成為交流互惠的夥伴。下兩節我們將以農業以及帛琉的留學獎學金為例，來說明現有的合作援助計畫其實已經奠定不錯的基礎，值得進一步檢視，做一些修正與強化。

四、在地知識的交流：農業合作援助計畫的可能

臺灣的國際農業合作超過 60 年，一直是國際援助計畫的核心工作，資源分配超過 5 成。期間經歷了許多變革（李栢浡 2020），根據國合會前副秘書長李栢浡的敘述，[9] 早期農耕隊時期主要是幫忙代耕與示範工作；1985 年改為農技團，採肩並肩工作的合作性質，走向推廣；1999 年轉型為國合會之下的技術團，則為顧問性質，以諮詢輔導為主。近年除了加強人才培育、農業科技運用，也搭配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並與國際組織合作。

技術團的成果豐碩有目共睹，在我們有機會訪談的大洋洲民間與官方人士，都有好評。本文作者之一（郭佩宜）曾於 1997-98 年在索羅門群島受到技術團的協助，有機會密切觀察當時推動的水稻計畫與在地社群的合作過程，對比今日的情況，技術團與時俱進，例如更朝向作物適地適種，例如從早期推動水稻轉為陸稻、在馬紹爾群島園藝計畫中提昇傳統作物產量（麵包果、芋頭、甘藷、樹薯、香蕉、木瓜等），[10] 而非只是引入臺灣蔬果；此外也對大洋洲文化中非常重要的豬隻進行養殖、育種、甚至收集沼氣再利用等，也在諾魯與學校、醫院合作營養膳食計畫，整體而言與當地人的關係較過往密切許多。然而從「合作交流」與「社會連結」來看，也還有一些（進行式中）變革可能，以下從三個小案例來說明。

2012 年太平洋藝術節（Festival of Pacific Arts）於索羅門群島舉行，臺灣的代表團由原民會組織前往參與，本文作者之一因長期在該國做研究，受邀協助翻譯與諮詢。藝術節開幕前，原住民代表團參訪技術團，對其農場的蔬果種植以及豬隻畜牧等工作印象深刻，也從簡報中了解到推廣計畫遇到的一些困難。在簡報後的討論時間，作家亞榮隆‧ 撒可努提出他的疑問，指出似乎臺灣在當地的農業計畫是單向的知識傳輸，然而每個地方的原住民都有其傳統在地知識，是否有所交流？索羅門群島原住民的農業知識是否對計畫的在地適應與推廣能有幫助？更進一步來說，臺灣可否也能協助護衛當地原住民可能因外來影響而失傳的傳統農業知識？

撒可努的提問並非要苛責辛苦的技術團以及外交人員，而是從原住民、南島觀點做出重要的提醒─國際合作發展的精神，應該是相互尊重對等，彼此虛心學習與交流，資源或有差異，但彼此並非階序關係。上述原則相信大家都同意、並不新奇，然而在實際執行面，無論從政策制定、人員培訓、計畫工作、甚至媒體報導等，往往還是多有落差。

2018 年，中央社曾有一則關於臺灣技術團在巴布亞紐幾內亞推廣稻作技術的報導，其中引述團員的說法：「巴紐當地民眾過去都是以傳統方式種植，沒有『耕耘』概念，甚至連工具都沒有，『都是在住家周邊隨便挖一挖就種植了。』」[11] 殊不知巴紐有重要的世界農業遺產庫克農業遺址（Kuk Early Agricultural Site），農業歷史長達 7,000 到 10,000 年，有豐富的在地知識，支撐數百萬人口溫飽，當地農民在資本農業上經驗、技術與機械向臺灣取經，卻被報導中刻劃為無知落後。部分問題出在臺灣媒體寫作常缺乏文化敏感度，此類文字若翻譯為巴紐人所使用的巴布亞皮欽語（Tok Pisin）、為當地人閱讀，將是外交災難。這並非臺灣獨有的問題 [12]，而近年國合會相關計畫與人員也持續再精進，已有不同的作法。例如今年 6 月 12 日國合會臉書貼文，也是關於巴紐技術團的稻作計畫，文字敘述為「國合會派駐巴紐的專家告訴農民，稻子本來就是喜好潮濕環境，和玉米、小米、甘藷這些生長在乾旱地區的作物有本質上的差異，若能在巴紐常見的旱地耕作制度上適地修築蓄水土堤，增加田區保水措施，絕對能確保每公頃稻子能有1 公噸以上，甚至突破 2 公噸的產量。」即是更適當的寫法，呈現了國際合作的性質─於在地農業的基礎上，引入新的作法，做一些改變，能帶來更好的產量。該則臉書貼文最後提到「接下來技術團將到這兩區的農民田區進行技術交流，敬請期待雙方在田邊迸出的精彩對話。」也是符合國際合作的精神，強調交流與對話，而非單向的指導與援助。臺灣技術團一方面在作法上持續調整，在文宣、以及在地的工作設計上，若能持續朝「合作交流」大於單向援助的模式發展，將更符合在地期望與國際潮流。

撒可努提問的另一個重點是：知識交流如何更雙向、且看見在地原住民知識的價值，相互學習？實際上，國合會於 2012 年至 2015 年間曾接受外交部委託，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及辜儼倬雲植物保種中心、索羅門群島森林資源部、日本牧野植物園等單位合作，推動「索羅門群島資源植物調查暨植物誌編纂計畫」，該計畫採集索羅門一些區域的原生植物，除在境內外保種外，也提供植物標本保存技術的訓練，有助於生物的多樣性的維護。期間技術團提供了很多協助。未來如能從此類經驗獲得啟發、也能設計一些工作坊，讓在地的農業知識也有與技術團對等交流、交互學習的機會，讓參與的農民更受到尊重，將有助於尋得更佳的聯合工作模式。在因應氣候變遷的許多研究與對應時，在地知識、社區協力也都是現今國際團隊非常重視的環節（Kelman et al 2009, Mercer et al 2010）。例如索羅門群島有個Kwaio 社區因海平面上升，造成在地行走交通（尤其是去醫院）不便，當地人發起修築穿越紅樹林的木棧道，他們依照傳統知識選取木材、架設海水大潮時可浸泡的高度，以防木材裂開（Asugeni et al 2017)。這些在地知識一方面有助於合作計畫的推動，另方面也可供臺灣學習。近年臺灣原住民傳統知識的研究與運用已累積很多不錯的成果及案例，如能與原民會協力，在大洋洲進行更多社區案例的交流，相信可以帶來不一樣的視野、也可能開發不一樣的計畫作法。我們訪談施雄偉先生時，他也建議臺灣技術團未來能結合當代發展不錯的臺灣原住民農業，不但對生態友善，也有經濟潛力。

在「社會連結」的面向，賴冠全（2014）於諾魯的田野研究，有助於說明當地人如何看待技術團的發展計畫為何有些部分與當地沒有順利契合。技術團協助諾魯人開闢菜園、養豬與生產雞蛋，除了讓農戶自用，也期待能販售增加收入，因此想扶植微型企業計畫與產銷班，卻遇到困難。這是因為諾魯人生產的作物經常用於分享而非金錢買賣。這與 Sahlins（1992）描述的「develop-man」（相對於development）異曲同工，原住民並不受役於外來的物，而是經常將外來的物納入原來的社會文化體系內。諾魯傳統上有 epaba 分享互惠習俗，在生命中有重要收穫之時，藉由分送財物來分享喜悅，收禮者未來也有回贈的互惠義務。此外也有漁獲分享的習俗ekowawe，漁人與一起工作的夥伴平分漁獲、送魚給無法出海的鄰居親友、甚至是陌生路人； ekowawe 沒有互惠的義務，而是一種照顧弱者的社會責任。即便這些傳統的分享互惠習俗已經有些變化，人們依舊將很大心力放在社會生活的經營上，在自己緊密、有信任感的小群體間流通，但在更大的社區或協會中，「共有」資源未必可行，這造成了一些發展計畫合作群體選定上的問題。此外，賴冠全的研究也發現，諾魯人要的「不是複雜的技術與設備，也不是高產能高良率的農場，而是低成本、低勞力、小規模的粗放生產」（頁 85），與技術團引入的園藝對他們而言較精緻，與其習慣的風格有段距離。相較於木瓜、麵包果、南瓜、香蕉、芒果等受到歡迎的作物，技術團推廣的某些作物需要較多照料（如白菜、番茄、胡瓜），雖然是為了進口替代的目標，但因為種植型態就比較難普及。

五、「以人為本」的案例討論 13：帛琉教育計畫

綜觀臺灣在大洋洲的教育援助計畫，外交部設立臺灣獎學金，其目的在於增加雙邊交流與邦誼。另外，國合會也有多項教育計畫，涵蓋專業領域的人才培訓、技職教育、以及華語教師派遣等，自 1998 年起，國合會與國內大學合辦，設立全英語授課學位學程，提供友邦及友好國家來臺就讀。至 1998-2022 年大洋洲學生共累積 182 位。在與太平洋島嶼論壇的合作方面，自2001 年以來，臺灣已有 183 名獎學金學人在重點區域進行研究，促進成員國的關鍵發展產業，獎學金計劃提供 14 個島嶼國家會員國高等教育的機會。[14] 其他區域性的案例也很重要，如 2013 年以來，外交部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與東西中心啟動太平洋島國領袖計畫。截至 2019 年，共有154 名太平洋青年領袖參與該項目，其中包括來自 8 個承認中國的太平洋島國。[15]

本節將以帛琉教育計畫為案例，討論其獎學金學生之影響力、帛琉校友會之功能、以及目前獎學金計畫不足之處，並透過帛琉同學、校友、社區大學校長，以及政府人員的故事來呈現帛琉觀點和社會文化特質，以及臺灣的合作援助計畫可以如何補強。帛琉社區大學校長 Patrick Ubal Tellei 認為，因為殖民的歷史，帛琉的教育一直在為外來者／殖民者所服務，因此以帛琉為觀點的討論極其重要。[16]

臺灣在帛琉的獎學金計畫眾多，主要有外交部臺灣獎學金、國合會獎學金，還包括開南大學獎學金、海軍官校獎學金以及教育部獎學金。以下是從 2005-2021 年間，綜合計算各獎學金所得出的數據，學生就讀主要科系如下：（1）商學、企管、國貿相關 27%；（2） 國際關係14%；（3）醫衛相關 13%；（4）資訊科技 10%；（5）機械工程、土木工程 7%；（6）新聞媒體相關 6%；（7）農業、農企業相關 5%；（8）觀光產業 5%。受獎者返國後的就業情況則是：（1） 政府部門 63%，（2）私人企業 23%，和（3）非政府組織（NGOs）8%。

為什麼帛琉人要出國讀書？根據 Patrick Ubal Tellei 論文（2005）指出，帛琉國內的高等教育至社區大學（Community College），社區大學的主要目的是提供技職訓練，並賦予副學士學位（Associate Degree）。如果帛琉人要取得學士及以上學歷，必須到國外就學。在帛琉獨立前，主要透過太平洋託管地（Trust Territory of the Pacific Islands）獎學金、教會資助、或個人經費留學，當時大多到關島大學、夏威夷大學，醫學系專業選擇到斐濟，如果是農業與森林相關科系，則會去巴布亞紐幾內亞留學。獨立後（1994 年後），帛琉教育部獨立處理留學事宜，目前美國本土、關島、夏威夷、臺灣、日本是主要的留學地點。值得注意的是，原本關島與夏威夷是留學的重鎮，但歷年來兩地給予的獎學金機會、名額有限，帛琉人開始轉往亞洲國家就讀。

Merian（2019）的論文指出，臺灣校友普遍認為，臺灣的畢業生是撐起這個國家的 「骨幹」。校友與我們分享，帛琉人到美國留學，回國的比率很低，且完成學業的比率也偏低，原因有幾項：（1）現在美國提供給大洋洲 / 帛琉人的獎學金很有限；[17]（2）帛琉與美國簽署自由聯合協定，人民可以自由進出美國、並有權在美國就學、工作，因此回國就業，並非留學生的唯一選擇；（3）美國薪資待遇較高，回國並沒有吸引力；[18]（4）很多帛琉人在關島、夏威夷都有親戚，平常時間須履行家族的責任，以至於無法全心在課業上。在內、外眾多因素下，完成美國學歷並歸國的留學生，更為少數。

在臺灣留學的經驗則不同。由於臺灣留學生有穩定的獎學金，他們能安心專注在學業上。另外，在臺灣的留學生反映出帛琉人重視社會網絡、互惠互助的文化。例如，在校階段就開始接觸社區與政府的事務，臺灣與帛琉有「醫療轉診計畫協定」，留學生會到新光醫院關心前來的病人，協助翻譯、填寫表格、心理支持等等事項。帛琉同學也會協助大使館業務，參與大使館的相關活動。另外南島論壇自 2018 年重啟後，舉辦青年國際事務人才培訓，邀請東南亞、大洋洲青年參與，許多學員也是獎學金生，透過與臺灣原住民互動，開啟了他們的「南島知識」。有一名受獎生提到，透過南島論壇的機會參訪排灣族部落，他觀察到部落以家族為關係網絡的觀光模式，是帛琉發展觀光上可以互相學習的部分。這些參與過南島論壇的學員，也成為臺灣推動南島區域文化交流、原住民族議題的重要推手。

學生畢業返國之後，也經常加入校友會。根據校友會會長 Raynold Mechol 的說明，校友會與臺灣駐帛琉大使館合作，提供多方面的諮詢服務，如對已申請上的同學，出發到臺灣上學前，校友會提供臺灣各大學的介紹，並提供系所、校園狀態、租屋資訊給錄取同學和家長。另外，每年校友會主動到高中演說，介紹臺灣的大學、社會文化、報名資訊、以及生活經驗。另外，由於校友在各政府部門、私領域扮演重要的角色，讓高中生看到未來，來臺灣讀書就是就業的保障。校友會也是人才資源的平台，如前述，帛琉留學生基本平均分布在各個科系，在畢業後也因科系的不同，以自我的專長在個別部門工作。有受訪者舉例他自己在外交部工作，但時常需要跟其他部門合作，由於都是校友的關係，增加了跨部門的橫向溝通，也增加政府與非政府組織間更多交流的可能。

但臺灣與帛琉教育合作並非沒有改善的空間，目前遭遇到兩項主要的挑戰：語言隔閡與島嶼之知識應用的問題。帛琉人使用帛琉語以及英語，但臺灣大專院校多使用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因此大部分帛琉同學只能選擇以英語授課為主的國際學程。[19] 這也部分解釋，大多帛琉同學就讀的科系前三名是國際金融貿易（27%)、國際關係（14%）、以及健康相關科系（13%），而帛琉的國務部長 Gustav Aitaro 希望發展的農業、漁業、海洋管理、科技運用則只佔總留學人數的 15%。另外，國務部長以及 Tellei（2005）的文章都提到，醫學、法律、會計、教育等專業技能在帛琉嚴重短缺，也有受訪者認為臺灣所學並非能直接應用在帛琉，因此期待臺灣未來能提供更貼近島國社會文化、能力、需求為中心的高等教育。臺灣與帛琉需要共同解決以上的問題，這將是未來臺帛合作的重點領域。

從帛琉獎學金的案例來看，獎助學金對獲獎者以及其家庭、社會十分重要，既能有助於未來就業、也透過校友會建立更多人脈關係，且留學臺灣者不像去美國反而造成人才流失，他們畢業後返國工作，是撐起國家的「骨幹」。在校生與校友也持續創造許多的雙邊網絡，除了上述提到的擔任醫療看診志工、協助臺灣駐帛琉大使館推廣活動、參與南島論壇等。在國務部外交局工作的受訪者分享，在區域和國際場合，「有合適機會，身為帛琉外交官，我會盡力提升臺灣的國際能見度，特別是在臺灣無法出席的場合，為臺灣發聲」。

除了「社會連結」之外，從「合作交流」來看，帛琉人期待與臺灣的教育計畫不只是單向的獎學金援助，而是更有來有往的交流。一方面如前述，帛琉學生很樂意在留學過程中能對臺灣有所回饋，返國後也能持續雙邊關係，我們可以更強化留學的雙邊互惠性，讓學生的努力獲得肯認、也被臺灣民眾看見。另一方面，多位帛琉受訪者（包括帛琉前總統 Johnson Toribiong） 提到，希望臺帛之間能創造雙向交流的機會─他們期待不只是帛琉人來臺學習，臺灣的學生也能到帛琉學習。教育應是更寬廣的場域，帛琉能提供不同於臺灣的教育環境，如社區服務、生態保育、文化復振、土地治理等。以上例子都使帛琉與臺灣的關係更為雙向，也更能長久。目前許多校友在政府、與業界扮演決策者，臺灣政府如何更靈活、有創意的與校友建立雙邊互惠、以及多邊的交流機制，是值得臺帛共同探索的課題。

六、代結語：貼近大洋洲視野的國際合作

本文探討大洋洲國際合作援助計畫的典範轉變，包括強調島國與人民的主體性、以及朝向符合大洋洲社會文化特質的「合作交流」與「社會連結」。文章最後，讓我們以一個例子來說明，在合作計畫中增加臺灣原住民的參與，能有助於前述目標的達成。

2011 年帛琉提出希望臺灣派遣優秀陶藝師赴帛琉、協助當地人民復振製陶文化。外交部便與原民會文化園區管理局合作，徵選出排灣族陶藝師華恆明擔任「文化交流大使」，前往帛琉開設陶藝培訓工作坊，展開為期約半年的陶藝交流。他在授課的過程中，不僅傳授排灣族的製陶知識和技術，同時也向帛琉學員分享排灣族的口述歷史、傳說故事和相關禁忌等等，其中排灣文化與帛琉文化之間的相似之處更是讓帛琉人感到驚訝。文化的相似性拉近了華恆明跟帛琉人之間的距離，華恆明也因協助帛琉復振失傳近百年的製陶技術，被其學生尊稱 Sensei Sunud（Sunud 老師）。

華恆明的製陶課程相當受到帛琉人的歡迎，不只因為他採取貼近帛琉文化的教學方式，而是他在教學的過程中也同時謙卑地學習帛琉文化及積極參與社區活動，並且透過在地知識來調整陶藝課程，以符合帛琉文化和帛琉人的需求。他在抵達帛琉以後，率先針對帛琉陶藝文化進行田野調查之外，而後還依據帛琉人現存的製陶知識與學員至帛琉各地採取適合製陶的資材，並且鼓勵學員發揮其想像力和創造力從事陶藝創作。而他也從帛琉人身上學習到貝類殼體雕刻技術，並將此技術運用在其陶藝創作上。

在這期間，共培訓了近 80 名學員，其中十餘名足以擔任陶藝種子教師。課程結業時，帛琉社區暨文化部及帛琉國家博物館特地舉辦為期一年的「陶藝成果展」以展現帛琉陶藝文化復振的成果。由於製陶工作坊成效極佳，於是 2012 年帛琉再次邀請華恆明至葛潤州（Ngaremlengui）成立的陶藝培訓中心分部擔任指導老師。此後，這些帛琉學員持續投入陶藝創作，其成品也於 2012 年及 2016 年代表帛琉參加了大洋洲地區四年一度的文化盛會─太平洋藝術節。

該次國際合作經驗可以說是為臺灣原住民族與帛琉人之間的交流奠定了重要基礎，並促進雙方日後的合作與交流。2012 年 8 月上旬，帛琉共和國帛琉社區暨文化部部長、青年事務局局長、國家博物館長、駐臺大使及製陶學員等 13 名成員前往屏東縣來義鄉立文物館欣賞排灣族製陶工藝之美，同時拜訪陶藝師華恆明。2013 年，屏東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率團前往帛琉從事文化交流，華恆明是該團隊的副團長。而參訪團也因他過去曾在葛潤洲教導民眾製陶技術之緣故，受邀進入當地帛琉社區與居民進行交流，並且受到帛琉人以傳統食物盛情款待。

雖然計畫的款項為臺灣補助，然而華老師的案例是很好的「交流合作」。臺灣原住民與帛琉人對等地透過文化技藝，彼此分享知識、切磋經驗，雖是教學課程，華老師自身也受益良多。他不僅實質地感受到「帛琉跟牡丹故鄉有一條看不見的文化臍帶」，[20] 他更從帛琉人的陶藝創作中體會到陶藝不應只是技藝訓練，而是培養創造力及自我實踐的過程，並且透過挖掘出來的陶土資材來認識土地。這些經驗和深刻的體悟豐厚了其藝術創作，而他也將之傳授給其子女及原鄉學童 [21]。由此可以看出，這樣的社會連結不是單次性、單向性，而是更長遠、更穩固的雙向互動關係。

目前的南島外交活動中，較著重臺灣原住民的文化展演與交流，然而外交部與國合會的諸多計畫，其實都能受惠於臺灣原住民的視角與參與。前述施雄偉先生、華恆明老師的例子都清楚說明，分享和互助是臺灣原住民社會維繫人際網絡和人地關係極為核心的價值觀與互動機制，人們藉此彼此相互尊重和學習，而這樣的價值觀和思維，亦體現在臺灣原住民族與大洋洲島民的國際合作經驗之中。而臺灣原住民透過了解大洋洲島民的經驗，也有助於回應當代發展議題所帶來的困難與挑戰。換句說話，如何在國際合作中呈現並維護雙邊的觀點及主體性，即是原住民族國際合作所關注的重要議題。

除此之外，原住民族國際合作不應僅限於文化交流，原住民族農產業、以社區為主體的生態旅遊產業，甚至是原住民文化創意產業皆具有很大的國際合作前景。透過雙邊或是多邊的國際合作，臺灣原住民族的社區經濟和原住民社會企業發展經驗可供大洋洲地區以家族、氏族、部落（社區）為經營單位的經濟發展模式作為參考，而臺灣原住民族亦能從大洋洲社會學習社區居民參與自然資源管理之經驗。另外，原住民族政策也應該納入重要的交流項目之一，我國亦可學習部分大洋洲國家保障傳統文化與領袖權力的作法，以尊重且落實原住民既有權利。

國際合作目前雖受到COVID-19 疫情影響，期盼未來疫情趨緩後，臺灣重要的國際合作機制和平台，例如：國合會、南島論壇，以及臺紐貿易協定中的原民專章，能夠提供更多合作的機會和穩定的交流管道，而外交部、國合會、原民會、文化部等跨部會以及民間組織能有更多整合，與大洋洲國家及人民發展彼此間之實質合作關係，共同創造永續未來。

最後要說明的是，本文以聆聽島民、原住民的聲音、呈現其觀點為主，以補臺灣內部討論之不足。文中論及的臺灣經驗或案例涉及外交部、國合會、原民會等單位之計畫，然而臺灣機構以及參與者的敘事所知較為片段、不足，為本文之研究限制，也是未來研究可以努力的地方。

 

註釋

1  基於學術倫理的要求，本文作者進行訪談時，需考量受訪者隱私、意願等因素，因此文中部分引述採匿名處理。

2  編按：「MIRAB 經濟」就是出國賺錢的人民（Migration），將賺得的錢匯款（Remittances）回國的一種海外援助（Aid），官僚機構（Bureaucracy）再將這些錢作合理分配。這幾個英文字母的頭一個字組合起來就是「MIRAB」。

3  https://pacificaidmap.lowyinstitute.org

4  除援助與貸款外，中國目前是地區的第二大貿易夥伴，是斐濟等一些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其發展援助計劃的規模僅次於澳洲，在地區內，中國公司在資源開採、零售業務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十分活躍。

5  U.S. Department of States. (2020). “U.S. Engagement in the Pacific Islands: 2020 Pacific Pledge.” Fact Sheet,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Accessed May 27, 2022, https://2017-2021.state.gov/u-s-engagement-in-the-pacific- islands-2020-pacific-pledge/index.html

6  如林正義（Lin 2010）說明在 2006 年，臺灣資助秘書處 735,000 美元，涵蓋 8 個太平洋區域組織和 32 個計畫。

7  中華民國外交部（2020），〈國際合作發展事務 109 年度報告〉。

8  國合會成立後，國外對臺灣的援助金額與用途較多了解，評價提升，然而臺灣援外並非單一管道，部分項目有機密性、金額用途不夠透明、或作法有待商榷，依舊出現批評的聲音（如 Aquorau 2021）。

9  《援外聊天室》EP.3 ｜臺灣援外，一切從農業開始，https://www.icdf.org.tw/wSite/ct?ctNode=31199&xItem=63883&mp=1

10  馬紹爾群島園藝計畫，https://www.icdf.org.tw/wSite/ct?ctNode=31199&xItem=59578&mp=1

11  中央社（2018），〈 神秘色彩島國主辦 APEC 巴紐荒地種的是台灣米〉，https://www.cna.com.tw/news/ firstnews/201811150018.aspx

12  此情況並非特例，本文作者們多年來在許多場合，也不乏類似觀察，同時也有機會聽到一些島民朋友私下抱怨。

13  王金英、高小玲、洪智杰、簡旭伸（2016），〈打破邦交國數量迷思，傳統的援助外交該轉型了！〉，《獨立頻論》，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5161

14  Pacific Islands Forum Secretariat (2017).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presents Region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Funding to the Pacific Island Forum Secretariat.” Accessed May 27, 2022, https://www.developmentaid.org/news- stream/post/14095/taiwanrepublic-of-china-presents-regional-development-assistance-funding-to-the-pacific- island-forum-secretariat

15  本文作者之一（李政政）參與東西中心主辦的領袖計畫，近一兩年來開始融入更多以大洋洲為主題，以青年視角為切入點的課程，如在 2022 校友高峰會上舉辦以原住民、青年學者為視角的區域政治講座。

16  本文作者之一（李政政）畢業於政治大學國際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其碩士班同學多為獎學金學生。本案例透過李政政自身經驗和田野調查的內容，並參考兩篇主要的文獻 Patrick Ubal Tellei 在 2005 年出版的博士論文，以及銘傳大學碩士畢業生 Dillon Andres Merian 在 2019 年發表的論文。

17  就以夏威夷東西中心（East-West Center）為例，2022 美國南太平洋獎學金計畫（U.S. South Pacific Scholarship Program），只提供給大洋洲，包含帛琉一共四個名額。因此大部分的帛琉學生，必須在課堂之外兼職打工，賺取學費與生活費。

18  甚至受訪者還呼籲，帛琉政府應完善 「鼓勵回國的機制」，不然人才匱乏將造成帛琉長久的影響。

19  雖然臺灣外交部獎學金提供一年的中文語言訓練，受訪人表示：「一年的語言訓練能幫助留學生們適應臺灣生活，但上全中文的課程十分挑戰」。

20  劉正元（2016），〈陶土 ‧ 太陽後裔‧ 祖先的容顏〉，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563

21  中國時報（2019），〈前派駐帛琉文化大使華恆明來了，恆基牡林課輔班陶藝冬令營開課〉https://www. 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121004102-26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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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日期: 2023/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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