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小雀
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教授

摘要

「殺害女性」一直是拉美女性的夢魘，其起因除了性別歧視之外，尚有貧富懸殊、城鄉差距、社會紛歧與治安惡化等複雜因素，再者，「殺害女性」的刑事定罪困難，許多加害人因而未受到法律制裁，迫使拉美女性不斷走上街頭。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間，隔離措施不僅令女性失去生計，性別暴力事件亦層出不窮，甚至發生「殺害女性」的憾事。家竟然不是避風港，反而是最不安全的地方，「殺害女性」儼然成為拉美女性害怕受害陰影下的疫病。本論文從貧窮切入，繼而進入「殺害女性」議題，擴及拉美女性如何透過群眾運動喚起各界正視「殺害女性」的嚴重性，並有意藉經濟自主來擺脫性別暴力。

關鍵詞：殺害女性、性別暴力、貧窮、COVID-19

一、前言

根據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經濟委員會（Comisión Económica para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CEPAL）的統計，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地區（以下簡稱拉丁美洲或拉美）在 2019 年認定「殺害女性」（femicidio/feminicidio）刑事犯罪共 4,640 件；平均每 10 萬人中即有 2 名女性遭遇不測； 其中，宏都拉斯 6.2 人、薩爾瓦多 3.3 人、多明尼加 2.7 人、玻利維亞 2.1 人，均超出平均值； 在受害者人數較多的國家，依序為：巴西 1,941 人、墨西哥 983 人、宏都拉斯 299 人、阿根廷 252 人及哥倫比亞 226 人。[1]

「殺害女性」一直是拉美女性的夢魘，其起因除了性別歧視之外，尚有貧富懸殊、城鄉差距、社會紛歧與治安惡化等複雜因素，再者，「殺害女性」的刑事定罪困難，許多加害人因而未受到法律制裁，迫使拉美各國婦女不斷走上街頭，手持「一個都不能少」（Ni una menos）、「我們想活下來」（Vivas nos queremos）之類的標語，呼籲社會及政府必須正視「殺害女性」這個議題，給予婦女安全的生活環境。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的第一項是「終結貧窮」，第五項則為「性別平等」，不必諱言，貧窮與暴力互為因果，拉丁美洲貧窮問題嚴重，又充斥著性別暴力，「殺害女性」事件逐年攀升，不僅離這 2 個目標仍有一大段距離，又遭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以下簡稱 COVID-19）肆虐，拉美女性在害怕受害的陰影下受到疫病的雙重威脅。本論文從貧窮切入，繼而進入「殺害女性」議題，擴及拉美女性如何透過群眾運動喚起各界正視「殺害女性」的嚴重性，並有意藉經濟自主來擺脫性別暴力。

二、性別歧視下的暴力

源自 16 世紀歐洲拓殖者對血統、門第、出身、膚色的迷思，拉丁美洲有根深柢固的社會階級觀念，同時存在著嚴重的性別歧視。在拓殖時期，歐洲拓殖者實施奴隸制度，原住民與非裔黑人等族群被納入勞動體系；19 世紀以降，受到資本主義的影響，除了原住民、非裔黑人等族群依舊是被剝削的對象之外，尚有更多出賣勞力以求生存的無產階級。長久以來，階級迷思妨礙了經濟發展，再加上氣候變遷、商業模式、戰爭頻仍等因素，貧窮彷彿是拉丁美洲的宿命。

社會階級造成財富分配不均，甚至個人的能力、生產、權利、待遇、性別、機會與自主性均呈現不平等。其中，性別不平等衍生了性別歧視、性別暴力，更造成了「殺害女性」的暴行。

英文「femicide」一詞最早使用於 1801 年的英國，首次出現在《19 世紀初對倫敦的諷刺看法》（A Satirical View of London 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一書，是這部文學作品裡的一個新名詞，意思為「殺害女性」。1978 年，南非裔女性主義活動家黛安娜．羅素（Diana E. H. Russell）將「殺害女性」這個詞定義為：「因被害人是女性而遭男性殺害」， 後來又因「殺害女性」的行為含有性別歧視，且受害女性從小女孩到老嫗皆包含在內，黛安娜．羅素重新將這個行為定義為：「男性加害人厭惡女性，並認為有權處置或虐待女性，最後將之殺害。」[2] 西語世界的女性主義者紛紛採用黛安娜．羅素的定義，直接從英文譯成西班牙文「femicidio」或「feminicidio」；爾後，這兩個詞被收錄於西班牙皇家學院（Real Academia Española）字典，成為正式字彙。

在拉丁美洲，「femicidio」或「feminicidio」雖然字面上均翻譯為「謀殺女性」，但兩者卻有不同的意涵。「femicidio」單純指受害者為女性，藉以區分「homicidio」（殺人）。「feminicidio」 則蘊藏政治意圖，代表女性主義者的心聲，嚴厲譴責國家違反國際公約，放任男性仇恨女性， 對女性施暴並加以殺害；換言之，國家是幫凶，未對「殺害女性」建立正確的認定標準，導致加害者逍遙法外。[3] 因此，墨西哥女性主義活動家瑪西拉．拉加德（Marcela Lagarde）倡議使用「feminicidio」一詞。[4]

墨西哥學者胡莉亞．蒙納雷斯（Julia Monárrez）根據 1993 年至 2005 年間發生在華雷斯（Juárez）的「殺害女性」案件，依受害者的年齡、家庭、婚姻、工作等，仔細分析其成因，為學界留下重要的參考資料。[5] 爾後學者得以根據其研究，將「殺害女性」分為三類：（一）殺害女性親人，加害人包括前任或現任配偶或同居人、有血緣或姻親關係的家族成員，受害人從女童到老嫗均有；（二）仇恨女性，因女性從事某些工作或活動，而視之為「壞女人」，並將之殺害，例如：性工作者、夜總會舞者；（三）為了滿足個人性慾，預謀或隨機擄掠女性，先將其囚禁、性侵、凌虐，最後殺害。[6]

為了替女性爭取一個安全、有尊嚴的生活環境，拉美女性主義活動家自 1981 年起，即將 11 月 25 日這一天做為反性別暴力紀念日，成立 25-N 運動，立下反暴力侵害女性的里程碑。[7] 在無數女性主義團體的奔波下，聯合國大會於 1993 年通過《消除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DEVAW），國際社會終於承認性別不平等。不久後，聯合國為了紀念多明尼加米拉瑪（Mirabal）三姐妹，而於 1999 年訂定 11 月 25 日為「國際消除對女性使用暴力日」（International Day for the 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儘管國際社會注意到性別暴力，但每天仍有許多女性遭遇不測，為了遏阻「殺害女性」的暴力事件，拉美社會呼籲各國政府應立法認定「殺害女性」犯罪事實。終於，哥斯大黎加率先於 2007 年頒布「暴力侵害婦女行為刑事定罪法」（Ley para la Penalización de la Violencia contra las Mujeres），瓜地馬拉於 2008 年跟進，薩爾瓦多與智利同時於 2010 年立法對「殺害女性」定罪，接著秘魯於 2011 年頒布相關法令，尼加拉瓜也在 2012 年立法懲罰暴力侵害女性；至於墨西哥，雖是第一個倡議立法保護女性的拉美國家，卻遲至 2012 年才立法認定「殺害女性」為刑事犯罪。[8] 然而，「殺害女性」的刑事犯罪認定不易，再加上審理不透明，不少案件終究有罪不罰，助長「殺害女性」案件，導致消除性別暴力的成效不如預期，「殺害女性」案件甚至逐年增加，迫使女性為己身生存權而走上街頭。

三、流行疫病下的陰影

拉美女性主要投入無償家務與照顧責任，雖然近 10 年來，女性勞動參與率呈現成長的趨勢，但男女勞動參與率的差距依舊相當大，兩性工作分配不均，報酬亦不同。在女性勞動市場裡，超過 77.5% 的女性從事非典型勞動，[9] 而這類工作通常工資低、不穩定、缺乏社會福利保障，例如：家庭幫傭、保母、看護、園丁之類的有償家務工作，而這意味著大部分的女性勞動人口缺乏社會資源，一旦生病或發生意外，即可能失去工作並陷入貧窮困境。

2019 年歲末，COVID-19 爆發，亞洲首當其衝，拉美地區有距離優勢，理當有足夠時間可以預防病毒擴散，卻因各國公衛醫療制度不健全，城市人口密度高，再加上政府輕忽，自巴西於 2020 年 2 月 26 日出現第一位確診案例後，拉美各國也紛紛傳出疫情，而且快速蔓延，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於是在 2020 年 3 月 11 日宣告拉美淪為 COVID-19 重災區，[10] 其中以巴西、哥倫比亞、阿根廷、墨西哥與秘魯等國的疫情最為嚴峻。為了防堵 COVID-19，各國紛紛實施邊境管制、封城、隔離等措施，不少行業被迫縮短工時，甚至停業，不僅嚴重影響這些行業的就業人口，同時也加劇了家庭暴力的發生。

2019 年， 女性勞動參與率為 52%， 男性則為 73.6%； 亦即， 在 COVID-19 爆發前， 男女勞動參與率相差達 21.6% 之多；2020 年，籠罩在 COVID-19 之下，拉美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縮減了 7.7%，失業率高達 10.7%，比 2019 年的失業率多出了 2.6%，女性勞動參與率為 46%，男性為 69%，兩者相差 23%；顯然，COVID-19 影響女性甚鉅，女性勞動參與率在 2020 年下降了 6%。[11]

在疫情爆發之前，拉丁美洲人口中即有 30% 因貧窮而無醫療保險，有 20% 則因居住偏鄉而缺乏醫療資源，[12] COVID-19 掀起失業潮，從事非典型勞動的女性受創最大，根據聯合國的統計，2020 年約有 1.18 億拉美婦女處於貧困狀態，比 2019 年多出 2,300 萬人。[13] 婦女在失業且無醫療保險的情況下，一旦身體有恙，就會因貧窮而延誤就醫，甚至自行在家分娩，而增加生產風險。在疫情期間，婦女無償家務負荷過量，除了日常家事外，還必須照顧因學校停課而留在家中的孩子，同時兼顧家中的長輩，兩性工作分配不均的現象，因 COVID-19 讓情況更是雪上加霜。

教育是脫貧的方法之一，也是終結性別暴力的機會之一，當各級學校為了防止病毒擴散而採取遠端教學，卻不利於欠缺電腦及網路設備的偏鄉學生，再加上父母收入減少，許多學生被迫輟學或提早走入婚姻，進而導致少女懷孕的問題更加嚴重。其實，在拉丁美洲，15 至 19 歲少女懷孕的現象相當嚴重，疫情前平均每千人有 60 人懷孕，2020 年則增至 65 人，甚至 10 至 14 歲以下未成年少女懷孕人數也增多，多數係遭性侵而懷孕。[14]

COVID-19 衍生出失業、輟學、健康等諸多問題，但對女性而言，最大的危機不是失去生計，而是長時間留在家裡所遭遇的性別暴力，尤其在拉美各國政府實施隔離期間，性別暴力顯著增加。疫病威脅、身心壓力、資源匱乏、經濟窘迫等因素，造成家庭暴力事件頻仍，甚至發生「殺害女性」的憾事。「家」竟然不是溫暖的避風港，反而是最不安全的地方；對此，聯合國以「陰影下的流行疫病」（pandemia en la sombra）稱之。[15]

疫情終究會有清零的一天，然而，終結性別暴力似乎遙遙無期。以墨西哥為例，女性失蹤、遭性侵、被殺害的案件一年超過 3,500 起，但被認定是「殺害女性」的刑事犯罪則不到 1,000 件， 根據 CEPAL 的統計數字，2018 年共 891 起， 到了 2019 年增至 983 起。[16]  2020 年 3 月至 4 月間，在疫情爆發之際，墨西哥女性撥打 911 求助電話的總數為 103,000 通，緊急求助熱線平均每 1 小時接到 143 通電話。在這些求助電話中，57% 是家庭暴力，22% 是性別暴力，19% 的暴力事件其施暴者是親密伴侶，2% 為性侵事件。[17]

在阿根廷方面，性別暴力問題亦十分嚴重，女性主義團體多次走上街頭，其中於 2015 年發起「一個都不能少」的活動，強烈要求政府公開犯罪統計數字。阿根廷婦女的吶喊獲得國際社會的聲援，「一個都不能少」成為世界各地反性別暴力最心痛的訴求。2020 年 4 月，阿根廷在 COVID-19 隔離期間，性別暴力投訴案件增加了 39%，「殺害女性」的惡行也在這段時間達到高峰。據統計，2020 年共發生 251 起「殺害女性」事件，死者當中，女性 244 人，跨性別者6 人，另有 1 名受害人，因遺體被燒毀，暫時無法確定是否為跨性別者。至於加害人，59% 是枕邊人或前伴侶所為，10% 為親戚，另外 15% 則是熟人；其中，79% 的案件係家庭暴力所造成的。[18]

女性是 COVID-19 最大的受害者，不僅健康、教育、生計等受到衝擊，尚得承受過量家務和性別暴力。當拉美各國全力投入防疫之際，也開始重視性別暴力這個存在已久的疫病。

四、提升婦女的經濟賦權

為了防治性別暴力，各國紛紛設置援助管道或通報專線，例如，墨西哥有 911 專線，在阿根廷則撥打 144。在 COVID-19 流行期間，婦女負起照顧工作，對社會及家庭貢獻良多；然而，婦女卻因結構性的不平等，成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或因教育水準不高、或因資訊不足，不少受害女性缺乏向外求援的管道，尤其居住偏鄉的女性或原住民婦女，不僅沒有社會資源， 甚至不知如何自我賦權，長久以來即是受歧視的一群，在面對性別暴力時，大都選擇隱忍，即便有意訴諸法律，常因缺乏經濟自主，再加上訴訟程序冗長，而放棄訴諸司法。

綜觀歷史，在墨西哥、瓜地馬拉、玻利維亞、秘魯、智利、阿根廷等國，均因歧視而發生屠殺原住民的事件，其中包括戕害原住民婦女，雖然拉美學界並未深入研究原住民婦女遭殺害的議題，但已有不少團體注意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當女性主義活動家訴諸司法，並發起群眾運動，為受害女性伸張正義之際，其他團體則帶領原住民婦女及弱勢婦女走入現代化社會，認識憲法所賦予的權利。

正如前面所言，貧窮與暴力互為因果，貧窮影響人類的基本生活和權利，造成饑餓、營養不良、疾病、兒童死亡率高、壽命較短等問題；另外，窮人容易受到社會排斥與歧視、失去受教權、無法擁有安全棲所、負擔不起醫療保險，甚至缺乏就業機會或創業機會。換言之，貧窮衍生出諸多問題，而且不斷惡性循環。因此，如何「終結貧窮」本就當務之急，卻遇上COVID-19 來攪局，之前所做的努力成為徒勞。

在疫情爆發前，西班牙外換銀行（Banco Bilbao Vizcaya Argentaria, BBVA）小額信貸基金會為了改善拉美女性經濟狀況，透過金融教育和技術培訓，增進女性的金融知識，並提供信貸和儲蓄帳戶，協助女性投入微型企業，以達到「財務獨立」。BBVA 小額信貸基金會從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的研究中，發現女性通常將收入的 90% 用於家庭，購買食物，或當成孩子的教育費，鮮少會用在醫療保險上， BBVA 小額信貸基金會於是為女性設計負擔得起的特定保險，透過小額信貸與健康救助，嘉惠了近 150 萬低收入的拉美女性，讓女性在疫情期間有一絲希望。[19]

聯合國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傳授拉美各國原住民智慧財產權的觀念，藉自創品牌提升手工藝品的價值，而這對擅長手工藝的原住民婦女受惠頗多，從中啟發創新、創意和多樣性，並透過工作找到尊嚴，朝性別平等邁進。同樣，我國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Fund, TaiwanICDF） 在拉美亦著力頗深，藉農業、教育、資通訊、公衛醫療等各項計畫，提升婦女經濟能力，並給予專業婦幼健康照護。

COVID-19 來勢洶洶，全球電子商務因而加速發展，迫使微型企業及原住民工作坊必須與時俱進，學習新知。例如，在聯合國婦女署（UN Women）的協助下，女性主義團體為馬雅原住民部落成立原住民創業網路（Red de Emprendedores Indígenas）、馬雅商業學校（Escuela Maya de Negocios）等工作坊，提供原住民婦女商業、行銷、資訊等培訓課程。這些科技新知意外讓她們度過 COVID-19 的難關，透過網路行銷，將傳統手工藝化成時尚商品，將田裡的蔬果變成搶手食材。[20]

COVID-19 奪走無數生命，先前為防治性別暴力所做的努力也因 COVID-19 而回到原點，的確，這場疫病凸顯了女性的困境，拉大了兩性之間的差距。女性惟有不斷提升自身能力，強化經濟賦權，才有機會掙脫貧困與暴力的桎梏。

五、結語

COVID-19 影響層面除了健康之外，也動及既有的經濟和社會結構，更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模式。雖然 CEPAL 尚未公布 2020 年「殺害女性」案件的正確數據，但從部分拉美國家所公開的資料可看出，「殺害女性」案件依舊居高不下，數字甚至超過 2019 年。質言之，為了隔絕COVID-19 的散播而採取隔離與限制措施，女性並未因減少外出而降低遭侵犯的風險，反而斷了收入來源與對外求援的管道，更導致家庭暴力的案件增加。家庭暴力或性別暴力也因此被稱為「陰影下的流行疫病」，或第二個疫病。

在疫情仍舊嚴峻之際，拉美女性為了對抗性別暴力，勇敢走出陰影，於 2021 年 3 月 8 日發起抗議行動。墨西哥、智利和阿根廷等國的女性主義者走上街頭，不顧政府的隔離規定，也不怕染疫風險；而哥倫比亞、厄瓜多等國家的婦女，則透過網路聲援。無論在城市的大廣場上、抑或在家裡的電腦前，抗議活動持續數週之久，透過實體與虛擬兩種方式，無數的跨國婦女團結一致，要求終結「殺害女性」的暴行。[21]

性別暴力是無聲的疫病，更是隱形瘟疫，正如看不見的 COVID-19，襲擊著拉美女性。一樁樁「殺害女性」的暴行不只是一個個的數字，每一個數字的背後均代表一段悲慘的故事。 奔波數十載，為了消弭「殺害女性」的惡行，女性主義者促使政府立法，或手持「一個都不能少」之類的標語不斷走上街頭，其他團體則協助弱勢婦女與原住民婦女提升經濟地位，藉經濟自主而找到尊嚴。拉美女性在漫長的抗爭之路展露堅韌本性，莫不冀望脫離貧窮、提升經濟賦權、早日終止暴力，以求達到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目標一「終結貧窮」及目標五「性別平等」。

 

註釋

1  CEPAL 所統計的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地區為：墨西哥、瓜地馬拉、宏都拉斯、薩爾瓦多、尼加拉瓜、哥斯大黎加、巴拿馬、哥倫比亞、厄瓜多、玻利維亞、秘魯、智利、阿根廷、巴西、巴拉圭、烏拉圭、多明尼加、波多黎各、千里達、蘇利南、巴貝多、安吉拉、英屬維京群島、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筆者根據 CEPAL 的統計數字，在正文中列出 2019 年前 5 個發生最多「殺害女性」的國家。“Enfrentar la violencia contra las mujeres y las niñas durante y después de la pandemia de COVID-19 requiere financimiento, respuesta, prevención y recopilación de datos.” NU. CEPAL (November 2020), pp. 3-4.

2  Macarena Iribarne, “Feminicidio (en México).” Eunomia, Revista en Cultura de la Legalidad, No. 9, October, 2015, p. 206.

3  Ibid, p. 207.

4  Ibid, p. 213.

5  Julia Monárrez (2006), “Las diversas representaciones del feminicidio y los asesinatos de mujeres en Ciudad Juárez, 1993-2005”, en Monárrez, Julia, Sistema socioeconómico y Geo referencial sobre la violencia de género en Cuidad Juárez. Análisis de la violencia de género en Cuidad Juárez, Chihuahua: propuestas para su prevención, Chihuahua, Colegio de la Fontera Norte y Comisión Epecial para Prevenir y Erradicar la Violencia contra las Mujeres en Cuidad Juárez, pp. 353-398.

6  Macarena Iribarne, “Feminicidio (en México)”, p. 208.

7  1960 年代，多明尼加政治活動家米拉瑪（Mirabal）三姐妹因反對特魯希優（Rafael Leonidas Trujillo Molina） 獨裁政權，而被政府拘捕，三姐妹歷經酷刑凌虐後，於 1960 年 11 月 25 日遭殺害。25-N 即 11 月 25 日之西 班牙文縮寫。

8  Macarena Iribarne, “Feminicidio (en México)”, p. 219.

9  “La situación de precariedad en las trabajadoras domésticas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se acentúa frente a la crisis del COVID-19.” CEPAL (June 12, 2020). https://www.cepal.org/es/noticias/la-situacion-precariedad- trabajadoras-domesticas-america-latina-caribe-se-acentua-frente-la

10  “Enfrentar la violencia contra las mujeres y las niñas durante y después de la pandemia de COVID-19 requiere financimiento, respuesta, prevención y recopilación de datos.” NU. CEPAL (November 2020), p. 1.

11  “La pandemia del COVID-19 generó un retroceso de más de una década en los niveles de participación laboral de las mujeres en la región.” CEPAL (February 10, 2021). https://www.cepal.org/es/comunicados/la-pandemia-covid-19-genero-un-retroceso-mas-decada-niveles-participacion-laboral

12  Tersa Burelli (2021). “Mujer y salud: el privilegio de tener un microseguro en América Latina.” BBVA (March 4, 2021). https://www.bbva.com/es/mujer-y-salud-el-privilegio-de-tener-un-microseguro-en-america-latina/

13  “La pandemia del COVID-19 generó un retroceso de más de una década en los niveles de participación laboral de las mujeres en la región.” CEPAL (February 10, 2021). https://www.cepal.org/es/comunicados/la-pandemia-covid-19-genero-un-retroceso-mas-decada-niveles-participacion-laboral

14  “Los riesgos de la pandemia de COVID-19 para el ejercicio de los derechos sexuales y reproductivos de las mujeres.” NU. CEPAL (December 2020), p. 4.

15  “La pandemia en la sombra: violencia contra las mujeres durante el confinamiento.” ONU (July 5, 2021). https:// www.unwomen.org/es/news/in-focus/in-focus-gender-equality-in-covid-19-response/violence-against-women-during-covid-19.

16  “Enfrentar la violencia contra las mujeres y las niñas durante y después de la pandemia de COVID-19 requiere financimiento, respuesta, prevención y recopilación de datos.” NU. CEPAL (November 2020), p. 3.

17  Brenda M. Aguirre Gutiérrez y Selene González Luján (2020). “¡Vivas nos queremos!” Animail Politico (November 25, 2020). https://www.animalpolitico.com/la-dignidad-en-nuestras-manos/vivas-nos-queremos/#_ftn

18  “En 2020 hubo 251 víctimas de femicidios en el país.” Télam (May 29, 2021). https://www.telam.com.ar/ notas/202105/555887-en-2020-hubo-un-femicidio-cada-35-horas-en-nuestro-pais-y-contabilizaron-251-victimas- directas.html

19  Teresa Burelli (2021). “Mujer y salud: el privilegio de tener un microseguro en América Latina.” BBVA (March 4, 2021). https://www.bbva.com/es/mujer-y-salud-el-privilegio-de-tener-un-microseguro-en-america-latina/

20  ONU Mujeres (2020), “En Guatemala, invertir en el empoderamiento económico de las mujeres indígenas es clave para “reconstruir mejor” post-Covid.” June 25, 2020. https://lac.unwomen.org/es/noticias-y-eventos/ articulos/2020/06/guatemala-empoderamiento-economico-mujeres-indigenas-post-covid-19.

21  “Las mujeres de América Latina, en la calle o en las redes, claman contra la violencia machista.” El País (March 3, 2021). https://elpais.com/sociedad/2021-03-09/las-mujeres-de-america-latina-en-la-calle-o-en-las-redes-claman- contra-la-violencia-machista.html

• 更新日期: 2023/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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