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文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摘要

2023 年 10 月 7 日哈瑪斯的攻擊引發了一系列的人道援助危機問題，不僅僅包括「人道停火」的爭執，甚至還引發了全面性的人道危機：生命安全的威脅、糧食的短缺、醫療衛生的困境以及基礎設施與民生物資的嚴重缺乏等。但是，隨著國際結構的改變，以哈衝突的發展也是我們持續觀察聯合國的角色與「有責保護」準則是否能持續的試金石。我國在相關人道援助已卓有成效，未來似可在既有的基礎上，持續與周邊國家及國際非政府組織合作，協助加薩地區的重建工作，並增加我國的國際曝光度。

關鍵詞：以哈衝突、人道援助、有責保護、永續和平

 

一、前言

2023 年 10 月 7 日哈瑪斯（Hamas）對以色列的大規模攻擊與以色列的反擊行動至今，已經造成嚴重的人道問題，看起來仍沒有結束的跡象。根據聯合國安理會的報告指出，截至本文撰寫時的 2023 年 12 月底，已經有超過 21,300 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並有近 190 萬人（占加薩地區人口的 85%）流離失所，60% 以上的住房被摧毀與損壞，更有許多人失蹤，且持續增加中。雖然以色列方被俘虜的 200 多名人質中，已有 86 名以色列人與 24 名外國國民獲釋，但仍有超過1,200 名以色列人和外國國民被殺害[1]。而從兩邊過去的死傷人數統計來看，從 2008 年至 2023 年 10 月 7 日衝突發生前，死亡人數為 6,736：314 人，受傷人數則是 157,433：6,364 人，且最多數（3,241 人）是死於空襲下[2]，顯見兩邊死傷的差距，顯示此衝突長期存在且難解。

而聯合國亦持續針對解決加薩地區的人道問題進行努力，其中最主要的成果就是 2023 年11 月 15 日的安理會第 2712 號決議與 12 月 22 日的 2720 號決議。在 2712 號決議中，安理會呼籲對平民與兒童的保障並希望各方除遵守國際法外，更強調「人道主義暫停與走廊，以利聯合國及人道組織能夠充分、迅速且不受阻礙地進入，並呼籲無條件釋放人質」[3]，同時提出三項可能的備選方案，包括：1. 部署更多聯合國人員，並由聯合國來主導後續的重建；2. 在各方的同意與合作下派出文職人員特派團；以及 3. 聯合國派出軍事觀察員 [4]。

而在 2720 號決議中，除持續呼籲延長「人道主義暫停」（humanitarian pauses）與建立「人道主義走廊」（humanitarian corridor）外，並表示「對衝突造成的過度影響表示強烈關切，強調應該重視兒童、婦女和其他平民的生命⋯⋯公正與中立並強調尊重和保護人道救援和醫療的義務」。為了避免美國否決，則以簡單的訴求，「採取緊急措施，立即允許安全、不受阻礙和擴大人道救援的進入」，並要求各方「允許通往加薩地區的人道援助路線」，並要求無條件釋放所有人質。該決議也要求聯合國秘書長任命「高級人道與重建協調員」卡格（Sigrid Kaag）負責「促進、協調、監測與核實相關救濟的物資」，不過秘書長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仍表示「真正的問題並非援助卡車的數量，而是以色列進攻的方式」[5]，該決議也強調對於「兩國方案」與包括西岸與完整的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管轄權的願景 [6]。

整體而言，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問題是一個長年存在的難解問題，而此次的行動更受到包括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的和解趨勢是否能持續與國際結構轉變等因素影響，加上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Benjamin Natanyahu）一再強調將在戰後「無限期承擔加薩地區的總體安全責任」，更使得以巴之間的問題更加難解，並將持續影響當地的人道問題。

 

二、以哈衝突下的人道危機

從人道行動與援助的角度來看，目前國際社會中的人道行動以「保護所有受影響與風險人口」為核心價值。而現在的人道救援被定義成「除了脈絡與風險分析的架構、需求評估外，同時也包含權利為基礎的途徑，以辨識當地所遇到的威脅與易毀性，及相關違反國際人權法的行為，進而建立適當的反應」[7]。為了達到此目標，必須積極與當地國家與各非國家行為者協調， 以達到所謂《人權前線倡議》（Human Rights up Front initiative）。目標在於加強並預防任何涉及和平與安全、發展與人權等三大支柱的相關問題，而在最糟的情況下，至少希望防止最嚴重的「危害生命的行為」發生。同時，所謂人權優先的核心，就是了解並保護「容易受到影響的群體」（如婦女、兒童、身心障礙與難民等）的權利與需要，因為這些人口常常在衝突中被忽略，因此，聯合國《2030 永續發展議程》（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中特別重申，會員國必須承諾「不遺落任何人」（leave no one behind）。

其次，如何取得或維持人道協助的管道也是人道危機中常見的問題，但現實就是許多人道組織根本缺乏接近當地需求人口的管道。因此，相關人道救援必須務實的理解「能達到什麼」以及其「附加價值」，由於沒有任何一方可以單獨解決相關問題，因此「協調」各方為重要的措施[8]。

準此，本次以哈衝突下的人道危機就是一個典型的反例，脈絡與風險分析架構上出現問題，也就是「人道停火」的兩難，更遇到了缺乏進入當地管道與保護受影響群體的問題，甚至有違反國際法的可能疑慮，也就是所謂的「全面性人道危機的脈絡」。首先，在停火問題上， 以色列的戰略長期以來就是「沒有人能評論他們對於安全的作為」，並透過「先制攻擊」與「決定性勝利」（decisive victory），以避免陷入延長戰[9]。但此次的以哈衝突，相關文獻對於是否能夠像過去一樣避免延長戰產生質疑，甚至有不同意見。

比方說以色列前總理歐麥特（Ehud Olmert）便認為「以色列沒有意圖、願望或能力在軍事行動結束後留在加薩。戰爭結束後，以色列必須一路撤至邊境」，他鼓吹應由北約或聯合國的國際部隊來進行維和。另外一股聲浪則是「縮小加薩形成『新中東』」，但中東其他國家對於這種破壞現狀，甚至可能破壞既有權力平衡與藉由實質的人口改變達到實際佔領或「實質種族清洗」的批評的政策是否支持，將是令人質疑的。最後一種聲音則是如同美國前駐埃及與以色列大使柯則爾（Daniel C. Kurtzer）所說的，「以色列已經陷入兩難」，放棄復仇顯得軟弱 [10]，但持續下去也與以國向來避免陷入延長戰的戰略相左，更不用說以色列還擔心以伊朗為核心的「抵抗軸心」及週邊民兵組織的可能攻擊（如真主黨）與區域的危機擴大（如紅海的事件），但越想快速的解決問題，也越可能引發更多的人道危機。

而加薩地區因為受到長年的封鎖，一直處於相對貧窮的狀態（比方說 95% 民眾沒有清潔水，超過半數人口仰賴國際援助獲得基本服務，以及 80% 民眾被定義成難民 [11]），而以色列領導者也長期敵視或蔑視這個區域，比方說 1992 年以色列前總理拉賓（Yitzhak Rabin）曾說，希望加薩「沉入大海」，或有人宣稱「要將加薩送回中世紀」、「修剪草坪」等說法 [12]，都增加了巴勒斯坦人的不信任感與不滿。因此，多年來不論是所謂的「小刀起義」、「撞車起義」、「孤狼起義」不斷的發生，但以色列的反應常是集體懲罰，大多數的襲擊者或嫌犯所居住的房屋被炸成碎片，其所產生的結果，如同一個在約旦河西岸採訪的記者所說，常常是「暴力孳生暴力」[13]。此次哈瑪斯攻擊後，以色列也沒有改變過去集體懲罰的策略，並採取「全面圍困」策略，

使得整個加薩地區達到「嚴重糧食不安全的災難性標準」，同時隨著法律與秩序的崩壞，使得任何有意義的人道行動都不太可能實現，更不用說超過兩萬人的死亡[14]，並產生當地「全面性的人道危機」。

根據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廳（UN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OCHA） 的報告統計，本文將當地全面性的人道危機分為幾類：

（一）安全上的威脅

以色列的攻擊行動目前已經逐漸進入中部地區，其所造成生命上的威脅，其實是兩面的， 不僅以色列方死傷開始攀升，加薩地區、甚至是約旦河西岸也有許多新增的傷亡，更不用說是長期存在的屯墾與定居者的衝突問題。

比方說自地面行動開始以來，以色列已有 174 名士兵喪生，1,023 名士兵受傷，而除了前述加薩地區的死傷問題外，2023 年在約旦河西岸也發生了 1,229 件與定居者有關的案件，並導致巴勒斯坦人的傷亡或財產損失。同時，2023 年除了是約旦河西岸住房批准最多的一年，也是定居者襲擊巴勒斯坦人數最多的一年，特別是從 10 月 7 日以來，每週平均發生 29 起此類事件， 甚至 19 棟房屋以懲罰性理由被拆除 [15]，這些資料與之前發生在其他衝突後的國家類似，藉由人口結構的改變，達到實質治理的結果，但也因此產生更多的衝突。因此，在 2023 年 11 月 16 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 30 多名獨立專家發表宣告稱：「以色列在加薩某種程度已經醞釀著種族滅絕的可能」，特別是對加薩醫院的襲擊、婦女與兒童的狀況、約旦河西岸惡化的局勢以及不必要或不成比例的武力[16] 等，都是當地安全上的隱憂。

（二）醫療衛生資源上的短缺

醫療問題的嚴重程度是加薩地區目前最急迫的人道危機，其嚴重性可以從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秘書長譚德賽（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拜訪完加薩中部的阿克薩醫院後的貼文看出，他指出當地為「各個年齡層的人，在血跡斑斑的地板上和混亂的走廊裡，接受治療的令人作嘔場景」。同時，因為通訊中斷、道路破壞，甚至車隊遭到槍擊與工作人員死亡等，使得當地的醫療環境充滿著絕望[17]。

不過，據世界衛生組織稱，在國際的努力下，加薩 36 家醫院中有 13 家已部分運作，但多數在加薩南部地區，同時，他們仍面臨專業外科醫生、神經外科醫生、重症監護人員等醫護人員短缺，以及麻醉、抗生素、止痛藥等醫療用品短缺的挑戰，相關的燃料、食物和飲用水也明顯不足 [18]。

（三）糧食的嚴重缺乏

世界糧食計畫署（World Food Programme, WFP）指出，「近半數加薩地區人口處於飢餓之中，而根據統計，10 分之 9 的北加薩居民，及 3 分之 2 的南加薩居民，曾面臨 24 小時內沒有食物的情況，且在發生衝突後，約有 18% 的人口 1 個月內至少就有 10 天以上經歷過此情形」[19]。加薩地區每天約有 220 萬人迫切需要糧食援助，但相關的援助僅達到需要援助的目標人群的8%。

同時，根據目前庫存與資金狀況，估計未來 2 個月內僅有約 25% 的營養不良兒童和弱勢母親的營養需求能被滿足，若不立即擴大應對措施，約有 375,000 人將面臨嚴重營養不良的風險[20]。

（四）基礎設施的崩壞與民生物資的不足

據加薩政府媒體辦公室的統計，截至 2023 年底，加薩地區估計約有 65,000 套住房被摧毀或無法居住，超過 29 萬套住房遭到損壞，造成超過 50 萬人無家可歸。而且，由於周圍基礎設施的破壞程度以及戰爭遺留爆炸物造成的風險，還有更多人無法立即返回。約 90% 的校舍被用作庇護所或造成損害，同時，當地的民生物資極度缺乏，特別是童裝、尿布、衛生棉等生活必需品[21]。

綜合上述說法，以哈衝突下的人道危機，不僅僅在當地帶來實質需求的問題，包括安全、糧食、醫療與基礎設施等，更取決於以色列與國際社會未來對於加薩地區的「最終態度」，巴勒斯坦地區是否能夠有安全的保證以及誰來保證，都會是未來是否會持續引發人道危機的影響因素，不過，如何保證的問題，也涉及到聯合國與國際社會在人道援助準則上的困境。

三、「有責保護」與人道援助的困境

現今的國際結構似有走回兩極對抗與「新冷戰」的趨勢，也使得過去聯合國一直強調的「有責保護」（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2P）受到影響。此概念為後冷戰時期許多「建立和平」（peacebuilding）任務的核心理論，強調國家主權與保護人民責任的關聯性，並主張國際的保護責任應該凌駕在「不干預原則」與「中立原則」之上。而所謂的保護責任，包含了「預防」（prevent）、「反應」（react）以及「重建」（rebuild）三個部分 [22]。其主要概念就是如同過去在許多維和行動中聯合國雖然強調中立、不干涉原則，可是卻可能造就當地的種族清洗或危害人類等問題，因此，當國家明顯未能保護其人民，造成人道危機時，各國就應該根據聯合國憲章並與相關區域組織合作，採取及時和果斷的行動，介入當地的情況。

不過，目前國際社會受到包括大國的競爭與科技的發展，一方面過去在伊拉克與阿富汗等地介入所產生的問題，使得各國重新思考介入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在多媒體與社群網路的影響下，容易增長了仇恨的散佈並對介入國家增加風險，各國的決策者傾向避免直接干預，而是透過「巧實力」（smart power）與低門檻的介入（也就是利用資訊戰或代理人）的方式，來進行有效的嚇阻。在新冠疫情的分隔以及所謂的「民主與極權陣營的對抗」下，主要大國似乎進入了新的「權力平衡」的時代，盡量避免大規模衝突，並嚇阻不理性行為者發生「意外的錯誤」[23]。

如此，將會使得「自願聯盟」(coalition of willing) 更難成立，以加薩這個地區的未來發展， 國際社會採取「有責保護」的概念介入似乎更加困難，加上區域各國也希望維持現狀，使得誰來處理後續的治理將會是最大的問題。另外，由於目前中東的決策者多半採取多極的思維評估此區域、甚至是國際體系的走向，而採取「權力平衡」的維持現狀政策，也因此，此次衝突後的治理，將如同烏俄戰後的重建一樣，成為未來聯合國「永續和平」的試金石，也是是否會從多邊治理走向區域治理、甚至是雙邊主義的一個觀察點。

就聯合國與當地發展的情勢來看，有幾個因素會涉及到未來加薩地區的人道救援情勢，包括：1. 人道援助區域的形成；2. 人道主義港口；3. 空投區；4. 暫時的安全部隊；5. 當地安全力量的形成[24]，但是以色列對於加薩未來的態度將會影響加薩地區衝突後重建的方向。

但是在過去的案例中我們也看到，真正要解決和平，必須要找出和平的根源，但若以哈之間的矛盾無法解決，也至少要建立所謂的「衝突韌性」，但建立韌性的最重要因素仍是菁英之間的權力分享機制如何建立，另外則是能否穩定當地的安全與經濟情勢等治理的問題 [25]，這中間最難解決的還是「誰來進行」的問題，會不會有類似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救濟工作署被以色列指控支援哈瑪斯的類似爭議，也是未來最大的問題，尤其是如上所說，國際上「自願聯盟」將更難成立，「有責保護」的概念有受到挑戰，因此如何達到有效的治理，仍取決於以色列與國際社會的態度。

四、未來的發展與我國的角色

加薩地區未來的發展受到幾個因素影響。首先，加薩地區是否有機會在聯合國、阿拉伯國家以及國際的協助下，建立人道援助的區域，特別是地中海沿岸等區域。而一旦此區域順利設置，就會需要大量的臨時住房、帳篷、醫院、食物配送中心、充電站等，甚至是社會、心理與行政上的各項支援，這部分是我國可以介入的。

其次，雖然以色列政府同意建立一個加薩到賽普勒斯的海上運輸走廊，以供各國更便利的提供物資，但是由誰來管理，仍將是最主要的問題，周邊國家如土耳其、法國等都有表達提供發電廠或醫療設施的意願，但也涉及到以色列最後的態度。另外，因為現在加薩地區的基礎設施受損嚴重，比方說以過去美軍在伊拉克的經驗，相關路上運輸很可能會遇到攔截或狙擊，目前約旦、法國與荷蘭等國已經有小型空投的經驗，與以色列目前交好的阿聯也有人道主義應急倉庫，未來也可以扮演類似角色 [26]。

如同吳靜怡等（2023）一文中指出，我國的國合會自從增設人道援助處後，已經在如海地等國有很好的重建經驗，包括住房、職業訓練、供水系統等皆卓有成效，並且積極透過與有參與聯合國體系救災集群資格的國際非政府組織開展良好的合作，以有效連結聯合國體系 [27]。雖然如前所述，整體國際體系與聯合國雖然從「有責保護」的概念中有些退卻，但是聯合國仍然強調人道援助的韌性與永續和平等概念，因此，未來巴勒斯坦地區的治理形式雖然尚難有一個明確的方向，但是不論未來上位治理結構究竟是採取臨時行政當局或目前國際社會訴求的兩國方案，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廳不僅在現在且在未來重建的過程仍會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整體策略面上，如前所述，對於衝突後的重建問題，以色列的態度非常重要，因此在整個策略管理的面向，宜持續追蹤以色列對於戰後重建的態度，是否要獨立為之、如同過去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管理是由以色列監管、抑或交由國際團隊來進行，都會涉及到我國介入的程度與立場。目前以色列與美國甚至是其他國家仍對此未來重建方案未明，似應持續觀察。

在行動方案上，其實我國向來與以色列有良好的合作網絡，我國宜在既有的合作架構下， 或可透過目前積極爭取介入衝突後重建的國家網路（如土耳其也與我國有很好的合作基礎）或者相關的國際非政府組織，結合我國的相關團體（如慈濟等民間組織），特別是衝突後大量缺乏重建的基礎設施、衛生系統、學校、醫院等，都是我國很好的介入場域，也可以強化我國在國際人道援助的角色，並增加國際的曝光度。

另外，在人道援助的行動概念上，也應持續思考「What? How? For whom?」等三個問題， 也就是「當地疾病與死亡的原因」、「當地體系現狀如何？有無障礙？誰負責？新的衝突情勢如何解決？」以及「如何界定當地人口？對象為何？誰的需求必須優先解決？」[28]，對我國人道救    援行動的介入，本文認為，當地的問題核心在於以色列的態度與國際社會目前朝向對抗的情勢加劇，使得聯合國的角色受到限制，因此，我國必須思考「如何合作的問題」，是與以色列深化關係，還是加強對國際組織的貢獻？其次才是當地目前亦缺乏真正團隊的問題，我方宜思考其他可能合作的對象，如阿聯、土耳其等國與非政府的行為者。最後才是具體的行動方案，也就是當地真正的需求，亦即一旦人道區域形成，需要大量的資源整合，這些資源整合國內應由誰來主責？如何進行？都是我方可以事先思考的方向。

 

註釋

1 “January 2024 Monthly Forecast,”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2024, https://www.securitycouncilreport.org/monthly-forecast/2024-01/the-middle-east-including-the-palestinian-question-14.php.

2 “Data on casualties,” OSHA, 2024, https://www.ochaopt.org/data/casualties. Accessed on January 8, 2024，該資料只顯示到 2023 年 10 月 7 日衝突發生前，因為衝突後的死亡需要進一步的核實後才能確認。

3 Resolution 2712, UN Security Council, 2023, http://unscr.com/files/2023/02712.pdf.

4 “January 2024 Monthly Forecast,”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2024, https://www.securitycouncilreport.org/monthly- forecast/2024-01/the-middle-east-including-the-palestinian-question-14.php.

5 Ibid.

6 Resolution 2720, UN Security Council, 2023, http://unscr.com/en/resolutions/doc/2720.

7 此定義為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事處（UNHCR）的定義，原文為 not only a framework of context and risk analysis, needs assessments but also a rights-based approach that helps to identify threats and vulnerabilities and their causes as well as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law, and to establish appropriate responses，轉引自：Christina Churruca-Muguruza, “The Changing Context of Humanitarian Action: Key Challenges and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Action, eds. Hans-Joachim Heintze and Pierre Thielbörger (Cham: Springer, 2018), 13.

8 Christina Churruca-Muguruza, The Changing Context of Humanitarian Action: Key Challenges and Issues, (Cham: Springer, 2018), 8-9.

9 Kayhan Barzegar, “Hybrid Deterrence i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Arms Race in the Middle East: Contemporary Security Dynamics, eds. Mohammad Eslam and Alena Vysotskaya Guedes Vieira (Cham: Springer, 2023), 41.

10 Zaha Hassan, Daniel C. Kurtzer, Omar M. Dajani, Diana Buttu, Peter R. Mansoor, Daniel Levy, Ehud Olmert, Eugne Kontorovich, and Elliott Abrams, “How will this war end? How can the next one be prevented?,” Foreign Policy, December 7, 2023,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12/07/israel-hamas-gaza-palestine-how-war-end-peace/.

11 Christina Bouri and Diana Roy, “The Israel-Hamas War: The Humanitarian Crisis in Gaz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23, https://www.cfr.org/in-brief/israel-hamas-war-humanitarian-crisis-gaza.

12 Somdeep Sen, “Why Israel Hates Gaza,” 2021, Foreign Policy, December 26, 2021, https://foreignpolicy. com/2021/12/26/why-israel-hates-gaza/.

13  Dalia Hatuqa, “All the Palestinians Got From Oslo Was  KFC. Thirty years of the peace process has left us with   less land and fewer rights,”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30, 2023,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9/30/oslo-peace- process-palestinian-authority-israel/.

14 “‘People are starving’: WFP says humanitarian operation in Gaza ‘collapsing,’” Al Jazeera, December 9, 2023,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3/12/9/people-are-starving-wfp-says-humanitarian-operation-in-gaza- collapsing.

15 “Hostilities in the Gaza Strip and Israel/Flash update #86,” OCHA, 2024, https://www.ochaopt.org/content/ hostilities-gaza-strip-and-israel-flash-update-86.

16 “January 2024 Monthly Forecast,”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2024, https://www.securitycouncilreport.org/monthly- forecast/2024-01/the-middle-east-including-the-palestinian-question-14.php.

17  Ibid.

18  Ibid.

19 “‘People are starving’: WFP says humanitarian operation in Gaza ‘collapsing,’” Al Jazeera December 9, 2023,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3/12/9/people-are-starving-wfp-says-humanitarian-operation-in-gaza- collapsing.

20 “Hostilities in the Gaza Strip and Israel/Flash update #86,” OCHA, 2024, https://www.ochaopt.org/content/ hostilities-gaza-strip-and-israel-flash-update-86.

21 Ibid.

22 Alan Collins, ed., Contemporary Security Stud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58.

23 Ursula Werther-Pietsch, Transforming Security: A New Balance-of-Power Doctrine, (Cham: Springer, 2022), 119- 121.

24 Ahmed Fouad Alkhatib, “Rapid U.S. Action Could Break the Cycle of Violence in Gaza,” Foreign Policy, 2024,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4/02/21/gaza-israel-hamas-biden-war-egypt-jordan-uae-seaport-airdrops-police/.

25 王順文（2020），〈伊拉克「衝突韌性」分析：2018 年國會選舉、庫區議會選舉與宗派主義的影響〉，《政治科學論叢》，第 83 期，頁 88-90。

26 Ahmed Fouad Alkhatib, “Rapid U.S. Action Could Break the Cycle of Violence in Gaza,” Foreign Policy, 2024,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4/02/21/gaza-israel-hamas-biden-war-egypt-jordan-uae-seaport-airdrops-police/.

27 吳靜怡、洪志誠、石家華（2023），〈臺灣在國際人道援助的務實作為：以國合會為例〉，《國際開發援助現場季刊》，第十一期，頁 36-38。

28 Nada Abdelmagid, Francesco Checchi, Sylvia Garry, and Abdihamid Warsame, “Defining, measur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appropriateness of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Action 4, no. 14 (2019): 10, https://doi.org/10.1186/s41018-019-0062-y.

• 更新日期: 2025/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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