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綜合管理處 許君禪

　　來自遠方戰火隆隆家園的十歲孩童雅各，來信感謝認養他的台灣家庭，他以笨拙的英文拼湊他的感激與願望，信裡處處透露他年幼心靈最關心的事：祈願家園能夠完整，自己能夠重新上學，而他和家人可以不再憂慮炮火的攻擊。這是屬於一個十歲稚齡孩童的微薄心願，本該無憂無慮的年紀，渴望的卻僅是一片庇護自己和家人的屋頂，至於重返校園，則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教育為基本人權

　　世界上，像雅各這樣因戰火、飢荒、疾病或貧窮而失學的孩童數以百萬計。2010年，聯合國一項統計資料指出，現今仍有總計約6千9百萬的孩童流離在學校之外，無法擁有受教權，其中約3千1百萬的孩童來自次撒哈拉地區，1千8百萬來自東南亞地區。如果我們試著將龐大的人口數據簡化，試想像世界是一個只有100個人的村庄，在這個村子裡，最有錢的5個人掌控了全村32%的財富，而最貧窮的20人每天則依賴不到1美元生存；能夠三餐溫飽的僅有30人，其中50人三餐不繼，而另外20人則瀕臨營養不良的邊緣；已屆學齡的38人當中，僅31人能上學，7人被剝奪學習機會；88個達識字年齡的人裡，擁有基本識字能力的僅71人，另外17人則是文盲。
　　早在1948年12月，二次大戰才剛落幕，聯合國代表大會為了杜絕獨裁者統治的悲劇重演，發表了「世界人權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提倡並保障基本人權。此宣言總共30條，其中第26條，即明定受教育為基本人權，並為一切人權的基礎及其他權利的核心。之後，首次將教育與消弭貧窮議題結合的，是2000年4月於塞內加爾首都達卡舉行的「世界教育論壇」(World Education Forum)。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首，164個國家聯署發表「達卡行動架構」(Dakar Framework for Action)，重申教育為基本人權，更呼籲各國政府重視初等教育、性別不平等、青年生活技能以及提升識字率等問題，同時並承諾於2015前達成六個目標。達卡宣言主張普及教育將促使個人向上提升脫離貧窮，並促進社會階級流動。此宣言也成為同年9月「千禧年發展宣言」(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之第2項宣言「普及初等教育」(Universal Primary Education)的前身。

受教育不等於脫貧，但貧窮往往是失學的主要原因

　　達卡宣言主張教育助人脫貧的觀點，應證舒爾茨(Theodore W. Shultz)的人力資本論(human capital theory)，即主張人力即是資本，透過對教育的投資，提升個人的知識與技能，增加在勞動市場上的價值，同時改善個人經濟。然而，相對於此類自由派學者認為教育乃增進社會階層流動的說法，另有一派激進學者持相反意見，認為學校教育實為主流意識(dominant ideology)的重現或社會再製(social reproduction)的過程。此經由教育體制加深經濟、文化或社會階級不平等的現象，尤其在戰後重建、後殖民主義或獨裁專政的國家為最。
　　例如，曾經有研究指出，某知名國際組織持續捐贈大批免費教科書給一個舊時法屬殖民地國家，教科書以法語撰述，內容充斥殖民母國中心論述，刻意抹去該國的主體意識。尤有甚者，背後支持此援贈計畫的是某法國大出版商，該出版商與國際組織合作，使援助款項最終仍流回殖民母國，並透過隱性課程(hidden curriculum)，重製殖民母國之主流意識，壓抑殖民地更生成長的機會。而這只是透過教育體制複製經濟不平等的現象之一，顯示貧富差距不僅僅存在於窮人與富人之間，亦存在窮國與富國之間。
　　這樣的現象當然也存在台灣的社會裡。社會階層之間流動停滯加深貧富差距，因此往往出身寒微的孩子就讀所費不貲的私立大學，出身富裕的孩子則能考取領有多方補助的國立大學，兩邊的人，大學甫畢業，即站在不同的起點。即使教育普及率逐年提升，在台灣，大學錄取率達百分之百；世界的教育普及率，依據2008年聯合國統計，初等教育入學率已達89%。然而入學率的提升是否真能夠解決普遍存在的貧窮問題？事實證明，教育程度並非總是與經濟程度成正比。
　　識字率通常反映一個國家人民教育的普及程度，而國家內中學生的閱讀及數學能力，也常被用來作為一個國家未來主要勞動人口知識高低的指標。然而，統計的結果卻往往出人意料，世界上唯一識字率達百分之百的國家，是位於中亞的喬治亞，而排名第二的，則是加勒比海地區僅存的共產政體古巴。而被世界銀行列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且世界競爭力亦排名第一的美國，其國內中學生在「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 (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的測驗表現，卻遠遜於中國、南韓及新加坡等國。教育和經濟呈現不對稱發展，或許暗示的是存在教育體制中長久以來的結構性不平等，窮人與富人透過階級一再輪迴複製加深中間的差距。教育也許不代表脫離貧窮，但貧窮往往是造成失學的主要原因。
　　甚至連探討教育與脫貧關係的崇高學術殿堂，似乎也和現實也脫了節。當我仍在美國學府求學時，課堂上，老師教導我們認識社會正義，打破不平等、實施公平教育，然而，美國高等教育昂貴的學費卻使能夠坐在課堂裡聽課的，幾乎沒有出身貧困的孩子。求學時期，我曾經對知識與現實的差距感到迷惘，當時，有一位老師影響我很深，她名叫席娜(Zeena)，是巴勒斯坦人，年輕時隨家人逃離大屠殺陰影，避難黎巴嫩，後來赴美留學，之後便留在美國教書，並從事人道援助及和平教育的研究。
　　席娜說的一席話似乎回應了我的迷惘：「我知道幾乎沒有出身貧困的孩子能夠坐在我的課堂裡上課，這是件令人遺憾的事情。但我只能抱持一個信念，只要我的課能夠稍稍影響現在就坐在我課堂裡的這些孩子，使他們走出我的教室時，仍能懷抱回饋社會的心並有實際行動，那我就滿足了。」當掌握80%社會資源的頂端20%的人，能夠回饋一點點給社會大眾，也許便能澤惠無數。

窮人教育家

　　在印度，便有一位專為窮人設立學校的教育家。邦克‧羅伊(Bunker Roy)原本出身於印度一個工程師家庭，但在1972年，他卻毅然離開生長優渥的環境，放棄高學歷和錦繡前程，來到印度羅加森省(Rajasthan)的帝隆尼(Tilonia)，創辦了專為窮人設置的赤腳學校(Barefoot College)。這是一所由每天依賴不到一美金生存的窮人組成的學校，學校的老師類似師徒制中的「師傅」，而非一般空有書本知識及學歷的專家。參加學校課程的人，必須不以勞動為恥，向社區證明他具備當地需要的技能，並能向社區提供服務。羅伊採取「從做中學習」的精神，組織村民接受訓練成為建築工程師、太陽能發電器專家、雨水集取器專家、產婆、牙醫師等。在這許多專家當中，多數人甚至不識字或沒上過學，卻靠赤腳學校的訓練取得賴以生存的技能。
　　此外，帝隆尼當地超過60%的孩童多半因貧窮問題失學，羅伊架設太陽能照明系統成立夜間學校，收容白日裡須幫忙家裡工作而無法上學的學生。在這間簡陋學校裡，他們教授的課程卻涵蓋土地測量、太陽能集電器、家畜照護，甚至民主參與等知識。每兩年一次，赤腳學校為6至14歲的孩童舉行選舉，選出孩子國裡的總理、教育部長、衛生部長及能源部長等，參與選舉的孩子擴及150所學校，包含7千名學生。在這樣的過程中，孩童們藉由成人世界裡的政治組織縮影學習行使公民權利，從中認識個人權利及肯定自我價值。
　　30年來，羅伊赤腳學校的理念跨過了國界，影響了諸如阿富汗、甘比亞及獅子山等國家的人，迄今，參與訓練課程的人數已經超過3百萬人。他的赤腳學校重新定義何謂「專家」、誰才是「專家」。如同他拒絕使用世界銀行捐贈的宣導刊物教導村民，而採用偶戲在目不識丁的村民當中傳遞及溝通訊息；他亦拒絕聘請流俗眼裡高學歷的碩、博士作為學校老師，而起用鄉間未曾受過正式教育的窮人作為導師。他認為人身份的卑微並不代表他未能擁有自立的能力，貧困的人往往需要的只是關注和尊重，他們擁有技術，只是缺少一個能大規模運用的空間。窮人的想法在赤腳學校裡得到實踐，赤腳學校也是一個創造想法的地方。羅伊推翻了傳統學校的觀念，在他的學校裡，教育是助人脫貧的途徑。
　　印度的羅伊離開了原屬於他的優渥生活圈，奉獻給長久以來被社會邊緣化的貧窮族群，他以一個人的力量，卻可能改變了3百萬人的命運。回歸這篇文章提出的核心問題，教育是助人脫貧或使貧窮再製？也許每個人心中都各有答案。其實，不論我們是100人的村庄裡頂端最富有的5人，或是底端在貧窮線下生活的那20人，以個人微薄的力量，努力不懈，仍然可能形成巨大影響而改變命運。教育關注的是個人，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個人，都有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權利。
(印度赤腳學校的故事可以在TED.com上蒐尋到) 　　

相關照片

第1張圖片

• 更新日期: 2012/07/13
• 點閱次數:6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