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綜合管理處 許君禪
圖／公共關係室 周雅芬

　　台灣自從公民組織及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興起後，私部門及各民間非營利組織紛紛湧入慈善扶貧事業，海外志工服務於是成為青年學子為了拓展視野，或是滿足自己好奇心的管道之一。

　　緣自過去一段顛沛流離歷史的泰緬邊境便成為大批台灣志工隊服務的目的地，多年來，大批志工及慈善團體帶著愛心及物資，或許還有些許「獵奇」的心態，湧入這片眾人眼中的貧瘠之地，直到有一天，某校的校長不得不舉手喊停：「不要再來了，不要再來了，你們這些大哥哥大姊姊一直來，我們的小朋友不但沒有暑假可以放，還要『陪』你們唱歌、玩遊戲!」

　　國內某個知名的慈善機構似乎也面臨類似局面。帶著募集的善款、豐沛物資及滿腔熱血的志工隊，深入大陸偏遠山區某個貧瘠村落，卻發現物資運到了，善款送達了，但人呢? 要做什麼? 一群手足無措的年輕人，只好陪小朋友唱唱歌、跳跳舞，有少數一、兩個具醫療背景的志工，便自動自發教小朋友刷牙、洗手和基本衛生習慣。帶著一股腦兒熱情的青年學子，無異像被澆了一頭冷水，兩個禮拜的志願服務像是帶著錢去佈施的金主，僅此而已。

「在地化」的精神

　　2011年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舉辦的「第四屆援助成效高層論壇」於韓國釜山落幕，這也是歷屆援助有效性論壇中首次以「發展」(development)取代過去「援助」(aid)的概念，進一步重申巴黎宣言「在地化」(ownership)精神，肯定援助有效性原則，強調未來援助工作必須強化夥伴關係以降低援助零散(aid fragmentation)之現象，並加速協助開發中國家建構自立發展的能力。

　　站在受援國的角度施予的援助工作，也是自2005年巴黎宣言以來持續倡議的「在地化」精神。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訴求，即要求援助國在從事援助行動之前，必須瞭解受援國的實際需求，在符合受援國的國家發展策略前提下，使用受援國的國家體制，包含公共財務管理系統、採購制度、統計系統或技術協助管理系統等。

　　自巴黎宣言倡議迄今，受OECD評核的78個開發中國家當中，擁有國家發展策略的國家比起5年前已多了3倍，其中，部分國家並開始採用成果導向的治理模式。此外，擁有健全國家體制的開發中國家亦逐年增加，國內機構治理能力及其社會資本亦逐年累積增長。

　　國際上主要援助國亦逐漸採用開發中國家之國家發展策略及國家體制進行援助開發計畫，惟其採用之比例仍遠低於當初於巴黎宣言承諾之比例。事實上，對多數援助國來說，雖然以其相對發達之國家治理能力及經濟能力進行援助，卻仍未能達到巴黎宣言目標，原因往往出自其國內或國外複雜的政治及外交情勢，使其無法達成援助有效變革的目的。

　　OECD歸納了幾點援助國從事援助工作的限制，其中之一即為援助國因其自身利益考量，傾向使用自身之援助系統及援助策略，而往往未能與夥伴國之國家體制及需求符合。

　　例如，1994年由美國政府帶領的多邊政府軍隊進入海地，協助動亂過後的海地恢復秩序，同時進行重建工作。當時，美國政府為了防止海地內部對峙升高，並為提升人權及促進民主化，乃針對當地戰後遣散的軍人施行職業訓練計畫，協助退役軍人重回社會生活、降低退役軍人滋事所可能引發的維安問題。在短短的時間內，超過4867人接受這項職業訓練計畫並順利結業，然而，數個月後的一項評核報告卻指出，在4867位學員中，只有304位找到工作，其中28位的工作是與當初受訓毫無相關的保全職位。就短期來說，這項計畫的確協助美國政府維持短期社會安定，避免遣散的軍人對駐紮美軍產生潛在威脅。惟就深遠之影響面，這項職業訓練計畫未能創造充份的就業機會，其所訓練的人才亦不符合當下就業市場之需求。

　　這個例子值得我們深思一個問題：「誰給誰援助，為什麼? (Who gives foreign aid to whom, and why?)註一」援助國考量自身國家利益選擇受援國而施行援助(而這一類捐贈者與受贈者之間的關係，往往延續過去殖民主與殖民地間的聯繫)，非但援助成效有限，更可能使受援國長期仰賴援助國協助，失去獨立發展、開創經濟成長的機會。

　　援助國的限制其二為援助國之間未能相互協調援助行動，使援助缺乏一貫之政策及架構。2005年，投入受援國國內各領域平均之援助方計有7.4個，到了2009年，平均每領域之援助方數目增加至9.6個，部分領域，例如「供水及衛生」部門平均投入之援助方數目於2009年統計為7.5個，而「政府及公民組織能力」部門則高達14個。此數據統計顯示受援國國內各部門間平均投入之援助方數目呈現不平均或過度集中的狀態，部分資源大幅聚集在某些部門(例如社會部門)註二，而某些極需發展之部門，卻缺乏援助方投入。

援助介入的正當性及道德性

　　多年來，專家學者們針對援助介入(aid intervention)的正當性及道德性評價不一，其核心問題均指向援助工作是否能秉持「在地化」精神，使援助國主導發展過程，維持其國家之主體性。我們不妨思考，援助介入受援國家，見識別人的貧苦和匱乏，然後一段時間後，又像過客一樣離開，援助究竟為當地帶來了什麼改變? 或許受援國的人民原來並不貧苦，卻是因為外來人的介入，帶來迥異的生活習慣、消費價值觀，才讓他們自覺自己的卑下和貧窮。

　　正如釜山宣言主張國際援助工作已由過去單向的「援助」邁向雙向共榮的「發展」，當「在地化」在開發援助領域蔚成趨勢，不論我們是否正扮演援助工作者的角色，身為國際社會的一份子，當我們履行世界公民義務及責任時，應時時謹記尊重和關懷，才能創造更公平、更美好的世界。

(註一) 此問題為世界銀行經濟學者David Dollar及美國哈佛大學經濟教授Alberto Alesina於2000年在《Journal of Economics》所發表的論文篇名。
(註二) OECD統計，在2009年，社會部門之援助活動約占總援助活動的60%，比1970年代的30%成長了30個百分比。研究歸納，促使援助方轉向投注社會部門的原因包括：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較低、援助款較易透過公部門體制輸送，以及投注社會部門之直接援助成果較能符合千禧年發展目標。惟此報告亦指出，投注於社會部門之援助資源，亦最容易導致援助之零散、分割等區隔現象。

相關連結

從在地出發的援助精神(上)

• 更新日期: 2022/06/04
• 點閱次數:1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