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綜合管理處 許君禪
圖／公共關係室 周雅芬

　　尼采曾說，「憐憫是對人的一種蔑視」，施捨的另一面即是高姿態的傲慢。當開發援助工作者挾著優越感介入受援國時，援助介入有效與否、正義與否、道德與否，皆引人深思。

　　助人的善意事實上可能轉為受援者的困擾，尤有甚者，更可能加深當地的矛盾與衝突。北烏干達，一個飽受叛軍戰火蹂躪20餘年的國家，多年來已有上千萬人死亡、近200萬人流離失所，而造成戰事雜沓不休的元兇，除了殘暴的軍閥，NGO竟也是幕後幫兇。正因為NGO長駐當地，持續提供物資及協助，間接使該國政府有藉口擱置衝突的根本問題，因而無止境的延長戰事。

同情和憐憫

　　前一陣子，網站上瘋狂轉載一支記錄有關北烏干達狂人Joseph Kony的紀錄片，才上線短短10天，便已超過7800萬人次點擊觀看。非營利組織The Invisible Children的Jason Russell策劃了這段30分鐘名為《KONY 2012》的宣傳影片，片中帶入了多位全球知名演藝人士齊聲對美國的政治家施壓，敦促美國派遣軍隊進駐烏干達，盡速將狂人 Kony繩之以法。然而，這段影片隨後卻也引發對「何謂正義」的爭議，抨擊外來者(尤指西方各國)是否有權替當地決定未來。該片訴求以軍事介入北烏干達，施行武力治裁，也引發NGO是否應該堅守人道援助的立場而維持「中立」身分的批評；畢竟，西方眼中的「民主」(democracy)和受援國的「自決」(self-determination)並不等義，用西方中心的觀點決定「他者」的未來，將「他者」消音、客體化，並非真正援助的精神。

　　作家Milan Kundera曾在書中指出同情和憐憫的不同。同情(compassion)一字源自拉丁文，是com（「共同」）以及passio（「苦難」）兩個字根的組合，Kundera認為同情的意義即是「和別人一起體會別人的不幸，一起感受歡樂、焦慮不安、快樂及痛苦的感覺」，而不僅僅是「冷眼望著他人的苦難而無動於衷的『憐憫』(pity)」。就像「同情」，講求共同感覺，真正援助的精神，也應該建立在瞭解及尊重的基礎上，平等地站在受援者的角度給予援助。

從巴黎宣言到釜山宣言

　　國際援助，或稱國際發展，興起於二次世界大戰後殖民主義解體下的背景。當時，第三世界國家紛紛獨立，為追尋經濟成長，國際主流社會普遍認為第三世界國家應以西方國家為效法對象，追隨歐美的經濟成長模式，努力迎頭趕上，才能實際脫離貧窮 。簡而言之，由第三世界邁向第一世界的經濟差距，即為了彌補「落後」至「發達」之間的落差，成為發展概念興起之源由。

　　二戰之後，由西方國家主導的「北－南」方向之援助模式主宰國際援助潮流達半世紀之久，然而，遵循西方國家的發展模式作為現代化標準的第三世界國家並未因此而脫離貧窮之列。舉例來說，拉丁美洲國家在獨立之後發展出一套以出口初級農業產品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然而同時間，西方國家卻傾銷次級製成品回拉美國家，出口價格及進口價格的失衡造成拉美國家在獨立數十年之後，仍然無法擺脫對西方國家的依賴以及殖民時期貧窮的命運。

　　遵循西方發展模式卻未能替開發中國家擺脫貧窮的命運，促使國際主要援助國反思援助的有效性。2005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發表巴黎宣言以降至2011年的釜山宣言，國際社會大規模倡議「在地化(ownership)」之精神，反省過去由西方援助方主導的單向思維，實際正視開發中國家的真正需求。加諸2000年以降，天然災害頻仍、石油等原物料價格飆漲，歐美先進各國接連暴發金融危機引發全球性經濟衰退；在此同時，南方國家崛起壯大，牽動全球勢力佈局，加諸新興援助者如「南-南合作」國家、公民組織團體及私部門等加入國際援助工作。此類外在局勢變遷逐漸改變了過去國際援助活動的型態，促使援助類型及管道日趨多元化、複雜化。

　　釜山宣言以「發展」(development)取代過去「援助」(aid)的概念，進一步重申巴黎宣言「在地化」精神，肯定援助有效性原則，強調未來援助工作必須強化夥伴關係以降低援助零散(aid fragmentation)之現象，並加速協助開發中國家建構自立發展的能力。(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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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日期: 2012/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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