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我在巴黎的「國立橋樑與道路學院」修畢所有運輸工程課程，通過考試，取得「深入研究文憑」，正準備開始博士論文的撰寫時，突然心頭對於工程師這個專業的意義與社會影響湧出強烈的疑惑，於是決定一邊寫論文，一邊申請進入「高等社會科學院」修習社會學，這個過程，儼然是一個典型「困而學之」的案例。記得當年在上《現代社會學》的第一堂課裡，老師把我這名唯一的東方學生叫起來，問了一個簡單的問題：「如果皮耶一百公尺跑十二秒，保羅一百公尺跑十五秒，那麼你如何評論這個事實。」

　　我想也不想，反射地回答道：「皮耶跑得比保羅快。」

　　老師微笑了，語調平靜地說：「沒錯，當然我們甚至可以說皮耶腿部的肌肉比保羅有力量，或者皮耶比保羅強壯。但是我寧願你回答的是，皮耶和保羅不一樣！」

　　不一樣？不一樣！老師這個說法既簡單又出人意料，仔細咀嚼彷彿有更深的意義與引申發展的空間，由於這是我進入社會學領域的第一堂課，因此印象與衝擊特別深刻，後來竟成為我思索事物的主要基準之一。「不一樣」是一個中性的詞，雖然難免有比較的意涵，到底迴避了片面的論斷，如果為它注入一些思想內涵，可以聯想到經濟學上的「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比較優勢」是一個早在十八世紀就已經被普遍使用與討論的名詞與概念，主要是為了對照於亞當史密斯（A. Smith，1723-1790）在《國富論》所揭櫫的「絕對優勢」（Absolute advantage）原則，而由同樣屬於古典經濟學派的英國學者李嘉圖（D. Ricardo，1772-1823）提出，作為自由貿易相對完備的理論基礎。「絕對優勢」是指某國使用與他國等量資源時，可以生產出比他國更多財貨的優勢，如果每個國家都積極發展不同的「絕對優勢」，透過國際貿易，彼此就都能滿足比自給自足時期更多的消費需求。但是偏偏有些國家就是資源短缺，在發展上屈居劣勢，於是「比較優勢」可以經由「絕對優勢」與「機會成本」兩個觀念交互作用，促使貿易雙方仍有機會藉由專業分工來創造雙贏。在現代經濟學上「比較優勢」最有名的例子之一，就是美國新英格蘭地區與加州的農產分工--新英格蘭地區多丘陵、多岩石、土壤貧瘠，且冬天嚴寒，完全不適合種植菸草，但菸草卻是麻塞諸塞州與康乃迪克洲（都在新英格蘭地區）出產的農作物之一，即使加州的環境條件更適合種植菸草，但那兒反而不生產菸草。這種令人困惑的現象正是「比較優勢」有趣之處：加州的土地雖然有生產菸草的優勢，但在其他用途上卻具備更強的絕對優勢（譬如建造商業大樓，或生產更具商業利益的柑橘）；新英格蘭地區土地則用途有限（很難種植其他作物，也不適合進行商業開發），在這種條件下，英格蘭種菸草有比較優勢，因為它生產菸草的機會成本較低。簡單解釋一下就不難明白，「絕對優勢」是一個靜態、武斷的概念，「比較優勢」則是一種相對的、變動不居的發展，如果能將後者放在複雜的國際合作發展現實裡，當有助於我們釐清自我定位與互動模式，找出最佳化策略，對這個世界做出「不一樣的貢獻」。

　　把視野轉回本地。如何從地窄人稠、自然資源匱乏、有獨特歷史的台灣，找到正面的、足以為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爭取到一個有意義與有地位的「不一樣」？或者應該這麼問：台灣在二十一世紀新國際分工中的「比較優勢」在哪？台灣在國際合作發展事業裡的「比較優勢」在哪？更直截了當地追究，相對於海峽對岸外交戰場上的競爭對手，我們的「比較優勢」在哪？我們應該積極經營的國際「戰略位置」在哪？每個人也許各有自己理想中的答案，但大部分人應該都會認同的一個答案是：台灣高素質的人力資源，「人」，是我們與世界其他地方不一樣、而且是非常正面不一樣的重要特點。事實上，當一九六Ｏ年美國經濟學教授舒茲（T. W. Schultz，1902-1998）首度提出著名的「人力投資」（Human investment）學說時，台灣雖然還不怎麼熟悉這個新名詞，但已經奮鬥實踐這種精神多年了！不但在傳統文化影響下本地家庭願意對子女不計成本的教育投資，整體社會觀念與制度也廣泛支持這種做法，甚至在一九六八年，國民所得才剛剛跨過每人每年兩百美金的門檻，政府即已全面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政策，而在這一年，學齡兒童的就學率已經高達九八%。

　　台灣不只積極推動基本教育，對於高等教育的投資更是驚人，一九五三年本地還只有八所大專院校、一萬名學生，到了一九六八年，才十五年的時間，大專院校已超過七十所，學生近十二萬人，從那個時候開始一直到現在，這批不斷迅速擴增的高等人力，始終是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如果更真切地面對這個過程，我們會發現，人力資源素質的提高不但提高了台灣的經濟生產力，創造了就業、工資與資本積累的良性循環，也因為個人生產力的提高讓所得分配趨於均富，讓人民知識與視野開展而有助於價值觀念的建立與知識產業的發展，甚至創造公民社會滋生成長的肥沃苗床。不誇張地說，戰後近六十年台灣人所謂「經濟奇蹟」乃至於「民主奇蹟」的成功發生，高等教育的普遍化與深化絕對是一項關鍵要素，也是台灣經驗之所以不一樣的重要原因。

　　己立，應思立人。作為台灣最重要的援外機構，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雖然早在一九六Ｏ年代開始即邀請開發中國家學員來台參加各種專業與台灣發展經驗短期研習班與研討會，迄今未歇，甚至更見蓬勃，但是長期未能與國際友人深入分享台灣高等人力投資的成功經驗，無法在國際社會中有效呈現與運用台灣的不一樣或比較優勢，一直是我們耿耿於懷的遺憾。遲至一九九八年，在屏東科技大學的大力支持之下，國合會終於以提供全額國際獎學金的方式，成功地合作開設了第一個全英語教學的農業碩士班學程。三年之後，二ＯＯ一年國合會再與政治大學合作，成功推出第二個國際高等人力培育案例：國際企業管理碩士班，自此這項業務就漸漸步上軌道。我們陸續與清華大學在資訊與科技管理領域、與海洋大學在水產養殖領域、與陽明大學在公共衛生領域、與中央大學在能源與永續發展領域，乃至於與師範大學在人力資源發展領域都設立了獎助友邦學生來台就讀的碩士班獎學金機制，最令人高興的是，二ＯＯ二年，我們與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合作開設了全英語教學的「台灣研究碩士班學程」，邀請友邦學生與我們一起研究台灣經驗。一路走到這裡，國際高等人力資源培育已經成為國合會最重要的業務之一，也是台灣對於國際社會發展重要的回饋與貢獻，甚至駸駸然成為一項極具發展潛力的國際產業。

　　是的，一項極具發展潛力的國際教育產業，這是極大化「不一樣效益」的另一個面向--利人，同時可以利己。戰後近六十年的台灣成功發展經驗，特別是我們在一次一次歷史關鍵時刻產業轉型、社會轉型脫胎換骨的實際經驗，對於發展中國家有極大的吸引力與參照的價值。而台灣在許多領域的高等研究即使放在世界學術發展的天秤上，也有足夠的份量，甚至展現了獨特的、無可以取代的特色。台灣社會的和平、民主、自由、穩定，以及台灣民眾的熱情、好客，都是吸引國際留學生的重要有利條件，當二十一世紀政府積極規劃「文化創意產業」的同時，我們發現，國際高等教育產業在台灣雖仍不脫青澀，卻絕對是一項值得經營、有國際競爭力、將來有機會與我們自豪的高科技產業互別苗頭的、具有「文化資本」特性的，馬來西亞研究文化產業著名學者馮久玲筆下的「好生意」（Good business）。

　　簡單地說，在不一樣的基礎上，己立立人，利人利己--這是我們的理想，也是這本書所敘述許多故事的主軸。國合會嘗試以台灣重要比較優勢之一的高等人力資源培育作為台灣對於這個世界發展「不一樣的貢獻」，也希望邀請更多的參與，共同創造台灣在新世紀國際分工裡的「比較優勢產業」。我們意識到自己的不一樣，我們對這個不一樣引以為傲，我們以這個不一樣作為在世界上安身立命的基礎，而在此同時，我們也滿心願意有效運用這個不一樣，與其他不一樣的國家與人民一起合作向前。

　　歐洲復興開發銀行（歐銀）第十三屆理事會年會於四月十八、十九日假英國倫敦召開，並同時舉辦商業論壇(Business Forum)共同深入探討中東歐極具潛力之商業市場。我代表團由我國駐英代表處田代表弘茂率領，除於十七日與歐銀總裁雷米爾會面進行雙邊會談，並參與兩項重要行程：

一、 出席「蒙古合作基金」指導委員會

　　十八日下午參加第六屆之「蒙古合作基金」指導委員會，該委員會除對基金之資金使用情形及執行中計畫進行例常性報告外，並討論新計畫之規劃方向與執行方法。

二、 簽署「保加利亞ProCredit Bank貸款計畫資訊交換備忘錄」

由本會李助理秘書長與歐銀合作融資處處長Gary Bond於十九日共同簽署「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Exchange of Information」(如右圖)，以協調兩機構對ProCredit Bank貸款計畫之策略並建立資訊流通管道。EBRD為保加利亞ProCredit Bank之股東，為協助該銀行增加資本擴充貸款業務，積極居間協調促成本會對ProCredit Bank進行貸款計畫。本計畫延續我國與歐洲復興開發銀行之友好合作關係，並將本會協助私人部門發展之援助業務拓展至中東歐。

窗子外是一個山坡，長滿了枝幹歪曲痙攣的蘋果樹。密密樹林，擋住了山坡的上空，山嶺的曲線一直伸向遠方。黃昏降臨的時候，皎潔的月亮升入白晃晃的天空。特麗莎總是向外走去，久久地站在門檻上。一輪玉盤懸在尚未黑下來的夜空，看似人們早上忘記關掉了的一盞燈，一盞靈堂裡的長明燈。沿著山坡生長出來的彎彎蘋果樹，沒有一棵離得了他們的紮根之地，正如無論是托馬斯還是特麗莎都離不了他們的村莊。他們已經賣掉了小汽車、電視機、收音機，這樣才從一位搬家進城的農民那裡買來了一棟小小的房舍和花園。對於他們來說，鄉村生活是他們唯一的逃脫之地。